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开发开放浦东与上海城市的发展

转型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重要特征与标志，已深刻影响和融入中国经济社会众多领域。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改革开放30年的一条主线，极大地拓展了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自1843年被迫开放门户后，上海是中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到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集航运、外贸、金融、工业、信息、文化中心为一体，综合经济实力居于全国首位。解放后，为了把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海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技基地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港口、贸易中心。浦东的开发开放不仅对于长江三角洲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更是对上海城市在转型期的活力再造和功能拓展提供了载体和空间。浦东的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之一。

一、开发开放浦东的历史背景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全国上下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发展新貌。然而，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却逐步失去了在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地位。上海工业总产值、出口总产值、财政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能源有效利用率、商品调拨量、内迁工厂与技术人员输出等10项曾经独占全国第一。1982年，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1.4%，财政收入占全国的17.9%，外贸出口总值占全国16.3%，内贸日用工业品省际调拨量约占全国45%，港口吞吐量占全国的38%[1]。然而整个20世纪8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仅为7.4%，低于全国平均9%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其中，1985年至1987年，上海连续3年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滑坡”。到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由第1位降到了第6位，落到了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浙江之后。

现代经济的全球扩张性要求必须占据便利的、通往世界各地的出海口，经济贸易中心有向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倚东海之滨，南临杭州湾，西与富庶的江苏、浙江两省毗邻，北界黄金水道长江入海口，正处于中国南北18000公里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袤，具备得天独厚的国际经贸区位优势与国内辐射优势，一直是中国生产力发展、内外贸易、进出口双向辐射的经济生长点，又是全国高等学府、科研机构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劳动力素质较高。在世界经济重心正向环太平洋地区转移、新技术迅猛发展之际，上海的发展问题倍加令人瞩目。

(一)开发开放浦东前上海城市发展的瓶颈

上海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既有自身发展问题，也有体制机制、思想观念的约束。

1.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功能逐步由多功能综合型城市转变为以工业、科技基地为主的生产型城市。上海具备了冶金、化工、机电、仪表、轻纺、石化、汽车、飞机、电站设备、新材料等门类齐全的工业及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生物工程、激光技术等高科技产业。约有四分之一的工厂不同程度地参与出口产品的生产，许多轻纺产品、手工艺品等驰名海外，不少机械、电子产品以及钢铁、万吨级船舶等进入了国际市场。但是存在片面性和失误。产业结构不合理:突出了工业，忽视了工业以外其他产业的作用，工业结构内部(包括技术结构、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也不合理，基础设施严重薄弱，工业布局混乱。上海是个资源短缺型城市。多年来，由于粗放式经营，1949年至1979年，上海的工业增长25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24倍，钢材消耗增长74倍，即产值每增长1%，能源需增长0.96%，钢材则需增长296%[2]。随着计划和物资体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不断减少。如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煤炭，1984年占全市消费量的93%，1988年下降到78.1%；同期内钢材计划分配的比重由54%下降到30%；木材由66%下降到30.6%；其余的必须自筹。1987年上海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任务，仅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20%，国家计划分配给上海的物资仅有17种。原材料、资源平价供给量的迅速减少，使上海工业投入成本不断提高，效益逐渐回落，也使地方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外汇支出大幅度上升。1981年地方进口原材料外汇仅0.45亿美元，1987年连同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的物资，地方外汇支出高达6.5亿美元[3]。上海工业设备陈旧、厂房简陋，在外地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后相当部分产品丧失传统优势。产品结构水平低，尤其在出口商品结构上，轻纺产品占80%以上，重、化工产品不到20%，而且基本上都是中、低档和附加值低的产品，直接影响对外经济发展。对外服务功能不足。1952年上海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2.3%，其中商业尤为发达，其产值约占全市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以后逐步下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已低于20%。经济中心功能减退，缺乏活力和辐射、带动力。

2.空间布局的逼仄

上海历史上是典型的租界城市，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租界中各自为政，使整座城市建设缺乏统一规划，杂乱无章、畸形发展，连管道运行、电话接口，等等，每个区域都是不一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有所改造，但因资金主要集中于工业化建设而难有根本改观。道路狭窄，工业、商住区域不分，市区人口密度、建筑密度过高，城市容量已达到超饱和状态。虽然城市作为经济和社会运动、发展的物质载体，因为集聚而产生较高的效益，然而这种效益并不会随着集聚程度的不断提高而得到相应的增长，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其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对此，上海曾经用扩大市区范围的办法，市区面积曾一再扩大，1949年为86平方公里，1958年开辟了若干个卫星城镇，扩大至127平方公里，为重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1981年再次扩大为149平方公里，1985年为261平方公里。由于生产的增长有增无减，在城市中采取“见缝插针”发展，不仅不能解决市区的超饱和状态，使工业布局更趋恶化。城市基础设施陈旧落后、道路交通拥挤、电力紧张、环境污染，电话、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跟不上群众生活需要。20世纪80年代之初，上海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居住面积、三废污染、车辆事故、人口密度等方面居全国倒数第一，各种不安全因素不断暴露，对整座城市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威胁。

3.体制机制的局限

上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难度在于开放度不足和财政上交任务重的双重制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成为经济生产、财政税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直接管辖的城市。1984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继南方四个特区之后进一步开放上海等14个沿海城市，政策环境虽然有所宽松，但正如邓小平后来所指出，那只是一般性的。由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数额巨大，对国家的财政收入贡献重大，中央对上海的开放必然十分慎重地加以把握。据《上海财政税务志》，从1949年至1990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总计3911.79亿元。从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财政收入平均占全国的15.41%，最高时达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财政支出仅占全国的1.65%。上海地方财力仅能支持城市的基本维护，很难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和建设，以致削弱了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外对内枢纽的功能。上海对外开放无论是规模、程度还是速度、领域等方面都明显落后于南方城市。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动率相当高的城市，大进大出。从1958年开始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人口由频繁流动变为相对静止。这对于城市的活力，对上海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上海亟须作出新的战略决策，以重振雄风，发挥其在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应有的作用。

(二)对上海城市发展道路的探索

1980年7月至9月，上海市委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市经委、农委、建委、计委、科委、财政局等相关单位关于十年规划的设想，讨论研究上海今后的发展方向、重点等问题。1981年至1982年，全市掀起了“上海向何处去，建设什么样的上海”的讨论热潮。1983年4月，在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外挤、内联、改造、开发”的方针。同年8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视察上海时提出:上海要充分发挥口岸和中心城市的作用，发挥经济、科技、文化基地功能，作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4]。

1984年7月，中共中央指出，上海、辽宁两个老工业基地必须振兴和改造。8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在听取了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汇报后，决定由国家计委牵头，与上海一起调查研究，提出改造振兴上海的战略方案。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分别听取了市政府19个委、办、局的汇报，开展了6个专题的调研，并与市政府联合召开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研讨会，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省市专家学者纷纷对改造、振兴上海献计献策。12月，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联合向国务院、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上报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汇报提纲》提出，上海应当成为全国四化建设的开路先锋；要充分发挥对外开放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作用，力争在本世纪末，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具有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城市。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请求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予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重点支持。所要求的特殊政策关键的有两条:一是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建立上海一级地方财政。要求改变现行的“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采取“核定基数，总额分成，六年不变”的体制，适当增加上海的支出基数，并在分成比例上给予照顾，以增强地方财力。二是给上海各银行增加基金，扩大融通资金的权限。上海银行可同全国各地银行发生横向联系，允许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其他还有扩大对外贸的经营权；对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实行更多的优惠政策；提高外汇留成比例等措施。

1985年2月，国务院同意《汇报提纲》，批示强调:上海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改造、振兴上海不仅是上海市的大事，也是关系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大事。1987年底，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率中央各部委组成的工作组来沪，帮助上海制订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并获批准。中央给予上海地方财政包干政策，财政上缴比例从87%下调到64%。此后上海上交中央财政的比例逐渐降了下来。

为了赢得疏解布局、调整结构、强化功能的喘息时机，必须拓展上海城市新空间。市委、市政府曾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城市空间布局发展的北上、南下、西扩、东进等多种方案进行了探索。北上指往北部的吴淞、宝山地区发展，与建设中的宝钢连为一体；南下指向邻近江浙两省的郊县吴泾、闵行、金山等发展，一直到杭州湾；西扩指以中心城为点向西面扩展，逐渐扩大城市化地区，东进即是跨越黄浦江，开发浦东。西扩“摊大饼式”的设想很快遭到否决，因为改造旧区要比建设新区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大，且世界旧城改造史上鲜有成功典范，建设新城区产业结构置换的空间地域成本相对低。所以东进浦东和向南北发展的意见成为主流。《汇报提纲》的提法是:上海的城市和工业布局“重点是向杭州湾和长江口南岸南北两翼展开，创造条件开发浦东”。1986年上报中共中央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提法是:“建设和改造中心城，充实和发展卫星城，有步骤地开发长江口两岸、杭州湾北岸和浦东地区，有计划地建设郊县小城镇”。三个开发中提到重点应是浦东，但目标主要集中于沿江城市化地区，主要以陆家嘴为中心，将其建设成为上海市中心的延续部分。那时的浦东开发概念主要是上海逐步改造老市区与积极建设新市区相结合方针实施中的关键一着棋，是城市突破瓶颈的发展战略。

(三)从城市发展战略到国家发展战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86年4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指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必须从长远考虑，高瞻远瞩，面向21世纪，面向全世界，面向现代化”；“还应当把上海建成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中央意见，对规划方案再次修改上报。10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强调:“当前，要特别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地区。要尽快修建黄浦江大桥及隧道等工程，在浦东发展金融、贸易、科技、文教和商业服务设施，建设新居住区，使浦东地区成为现代化新区”[5]。

上海是跨河型城市，黄浦江把它分成了东西两部分。浦东是长江三角洲东缘的一方扇形土地，东临长江主干道公海段，北扼吴淞口，处于中国“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的交汇点。早在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提出以浦东为基地建设东方大港的设想。巴黎的塞纳河、伦敦的泰晤士河、波恩的莱茵河、布达佩斯的多瑙河，都是河两岸比翼齐飞，带动了整个城市腾达。然而由于历史上黄浦江两岸没有桥梁和隧道沟通，一江之隔使浦东迟迟得不到开发，除沿江部分区域，大部分还只是农村化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批示，1987年7月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长任组长的开发浦东联合咨询小组，聘请原市领导以及一批专家任高级顾问、海外知名人士为顾问，对浦东开发进行大量的可行性论证。黄浦江市区段第一座大桥南浦大桥动工兴建。1988年5月，上海召开国内外1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时任市委书记的江泽民从总结历史经验的高度，阐明:“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开发浦东，加快向外向型经济发展，建设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第一流新市区”，并强调开发浦东要再造“上海经济中心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6]。

1990年5月，上海市浦东开发办公室和上海市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正式挂牌

浦东开发开放的真正启动是1990年初。邓小平、杨尚昆在上海过春节，听取上海关于开发开放浦东设想的汇报后，邓小平非常明确地表示支持。这既是出于他对上海目前困境和潜在优势的洞明，也是基于他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判断和对中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设计。上海的腹地是长江流域。而整个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岸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4，人口占全国的1/5，国民生产总值占全国近4/5。他指出:“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7]。他把浦东的开发开放作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高潮的领头羊，要求在全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地区拓展特区的经验，构筑面向21世纪的全方位、高层次开放新格局。指出:“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8]。他强调:“上海开发了，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9]此后又多次强调:“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10]。

上海于1990年2月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在邓小平的积极支持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构想，先后委派国务委员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带领有关部委负责人进行实地考察，策划如何启动开发浦东，政策如何定。财政、外贸、计委、人行等部门调研后起草提纲，提出了“一二三四五”的政策:每年可利用外资一个亿美元；中央给上海每年二个亿的补助和三个亿的贷款；同意搞土地批租，免交土地批租的40%用于土地滚动开发，城市建设；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个五年里的财政不上交。1990年4月18日，李鹏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上海宣布了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指出这是中国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作出的又一重大部署。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上海有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要充分利用上海的优势，有计划、有步骤、积极稳妥地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开发和开放浦东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这样，浦东开发开放就从上海的地方发展战略变成了国家发展战略。

二、开发开放浦东战略的实施

浦东开发开放把上海推向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开发开放浦东是一项跨世纪的宏伟工程。要在短短几十年间从一片良田、滩涂上建起一座现代化新城区，使其成为未来上海城市功能实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域载体，必须推行超常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城市化建设的进程。

(一)开发开放浦东战略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定位

从20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上海市领导为筹划浦东开发，曾先后率代表团遍访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高科技园区、新兴工业园区及自由贸易区，学习借鉴其成功的经验，组织大型中层干部团去广东、深圳、等地学习取经。通过比较、分析、讨论，逐步形成了上海浦东开发的思路，其核心是要抓住国际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依托长江三角洲的地缘优势和人才资源，主动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梯度转移，并根据上海的基础与条件，把承接产业的水平定在“中高端”，从而可以把浦东新区建成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交汇点与聚合区[11]。上海市九届人大四次会议1991年4月通过的“八五”计划中确定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16字方针，明确浦东的开发开放坚持打“长江牌”、“中华牌”和“世界牌”。199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这一重大决策不仅明确了上海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明确了上海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应有的地位与作用，也指明了上海迈向21世纪的战略目标。1997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要求浦东新区“在体制创新、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面继续走在前面，发挥对全国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2001年5月，国务院批准的新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进一步明确了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的功能定位，为迈向新世纪的上海描绘了新的发展蓝图。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明确指出:“鼓励经济特区和浦东新区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从改革创新的层面对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好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在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中的重要作用。”这些指示和定位要求为上海开发开放浦东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浦东开发开放后，中央政府先后于1990年、1992年和1995年3次比较集中地赋予一系列特殊政策。1990年，中央给予了浦东开发10项优惠政策，给予65亿元启动贷款。1992年1月，国务院宣布扩大浦东新区部分项目审批权和资金筹措渠道，给予进一步贷款、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政策支持。不久，又给予扩大5类审批权限，增加5个方面资金筹措渠道的优惠政策，给予上海更大的自主审批权。1995年6月，国务院颁发《关于“九五”期间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有关政策的通知》，赋予浦东一系列新的功能性政策，主要包括财政税收和资金、扩大市场开放度和准入度以及扩大审批权限等3个方面。这些政策充分体现了浦东开发开放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先行先试作用，使浦东成为全国对外开放度和市场准入度最大的地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注、支持着浦东的发展，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到过浦东视察、实地调查研究和现场指导。江泽民曾先后19次到浦东考察工作，再三强调“浦东开发开放是从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出发提出来的，一定要集中力量把浦东开发这件大事办好”。2004年7月，胡锦涛视察浦东，指出“要继续搞好浦东开发开放，加快体制创新，不断提高外向型经济层次，努力在更高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2005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重点是要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这是中共中央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部署，赋予浦东为全国深化改革攻坚探路的重要使命。所有这些指引着上海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实践。

(二)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进程

自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以来19年的岁月大致经过了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90年4月至1995年，这一时期特点是高起点作好开发浦东的科学规划，逐步推开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

建构党政管理体系。1990年4月18日，李鹏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决策。当月，上海成立市浦东开发领导小组和市浦东开发办公室，负责浦东开发的规划、政策和组织准备。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川沙县建制，建立浦东新区，其行政区域包括原川沙县全境，原上海县的三林乡以及杨浦、黄浦、南市3区的浦东部分，面积522.7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56.2万人。1993年1月，中共上海市浦东新区工作委员会、上海市浦东新区管理委员会成立。同年3月，浦东新区同上述三区二县的社会管理职能交接顺利完成，“两委”开始全面履职。

编制修订完成规划。1990年5月，浦东开发规划研究设计院挂牌成立。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持对浦东发展规划进行全面的战略性研究，力求以高标准、系统化的规划指导浦东高起点开发。浦东新区总体发展规划经市人大常委会审定通过。规划明确把浦东建成集中央商务区、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以及海港、空港、铁路枢纽于一体，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高度文明和国际水平的现代化新区。总体规划编制完成后，浦东新区各职能部门陆续编制了各专业的详细规划，如环保规划、绿化规划、交通规划、水利规划等；各开发小区、街道、集镇也先后编制了本区、本块的各类详细规划，为新区从近到远的开发建设目标提供实施的蓝图。

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浦东开发后，上海集中力量进行新区道路、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七通一平”的市政基础设施和重点小区的基础开发。1990年9月，成立陆家嘴、外高桥、金桥三个开发公司，负责上述浦东三重点地区的综合开发和经营管理。以交通、能源和通信项目为主的“八五”计划第一轮十大重点基础设施工程及各项配套设施项目分别有:南浦、杨浦大桥、杨高路拓宽改建工程、外高桥港区、合流污水工程浦东段等，它们均提前完成，大大改善了投资硬环境。

初建市场规范环境。1990年9月，国务院有关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发布了第一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9个法规等文件。同年在外高桥率先建立我国第一个保税区。保税区的设立与运营，对于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扩大招商引资和拓展功能运作发挥明显成效。在中央给予浦东开发优惠政策同时，上海也相继出台对外商和国内投资者逐步实行“国民待遇”、“市民待遇”的措施、招商引资等有关政策法规，海关、市外资委、市协作办、市财政局等部门在外高桥保税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进行企业设立登记制试点，为中外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管理和“一条龙”服务。

第二阶段，从1996年至2001年，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基础开发与功能开发齐头并进，在使浦东城市形态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网络建设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同时，重点打造由金融贸易、现代工业、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构成的城区新功能。

大规模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从1996年起，新一轮以“三港二线”为标志的十大基础设施工程全面展开，浦东国际机场(空港)一期工程、浦东信息港、深水港一期工程、地铁2号线一期工程、外环线以及世纪大道、黄浦江观光隧道和东海天然气等先后建成投入使用。10年间，浦东新区新增道路1000公里，绿化地区从44平方公里扩大到近100平方公里；新建各类建筑5000万平方米，近千幢大楼拔地而起。2001年，籍APEC会议主会场设在浦东之机，上海科技馆、新上海国际博览中心一期等建成开馆；磁悬浮列车等大力推进。浦东的基础设施实现了从基础型向枢纽型的转变。

加快重点小区功能开发。重点小区的开发是支撑整个浦东开发开放的基础。按照“开发一片，建成一片，投资一片，收效一片”的滚动开发方针，全国唯一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着力开发金融、贸易、商业等第三产业集聚的服务功能；外高桥保税区，逐步拓展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出口加工三大功能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物流分拨功能进一步增强；金桥出口加工区，着重发展具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成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张江高科技园区着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和创新功能，1999年8月，市委、市政府颁布“聚焦张江”战略决策，明确其以集成电路、软件、生物医药为主导产#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业。

体制改革先行先试。由于资金有限，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难以具备大规模招商引资的条件。对此，浦东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土地、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采取组建公司进行商业性开发、由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模式，形成“土地空转、批租实转、成片规划、滚动开发”的新路子。通过企业上市和银行信贷、吸引内资、引进外资等多渠道融资战略，为重点企业、重大工程、重要项目筹措大量资金，使资源通过市场得到最优配置。大批国有、集体企业通过与外资嫁接和资产重组，实现了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造。到90年代末，在浦东开发以来上千亿元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利用外资占32%，银行贷款占28%，企业自筹占30%，中央、市和新区三级政府财力仅占10%。

扩大对外开放领域。浦东对外开放重点从一般生产加工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外商投资的制造业90%以上属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与外商资本的嫁接，浦东新区已经成为上海信息产业、现代生物医药工业、家电制造业和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业的重要基地。服务贸易开放已扩大到金融、保险、贸易、商业、房地产、电讯、中介服务以及教育、医疗等诸多领域。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

第三阶段，从2002年上海市第八次党代会后至今，浦东从大开发阶段进入重功能、重管理、重创新的新阶段。这一时期主要特点是，产业发展由奠定基础转入重点提高创新能力，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中央财政政策优惠支持和投资拉动转入主要依靠体制创新和扩大开放的综合优势，资源配置、要素整合、双向辐射、服务全国的功能不断强化。

实施“聚焦张江”战略。按照“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目标集中力量建设张江高科技园区，吸引一批知名的、技术领先于国际国内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软件、文化创意、金融服务等企业入驻张江。2006年上海高科技园区整体更名为上海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核心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建设带动和辐射其他各园区发展，推进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二次创业”，促进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联动发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外散，促进中小科技企业快速成长。张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

推进金融中心建设。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为载体推进金融改革和创新，带动信息、物流、专业服务等行业加快发展，促进航运中心、总部经济等综合服务功能的拓展和提升。陆家嘴成为国内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到2007年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96家，中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93家，外资法人银行数占全国1/2，达到375家；金融贸易区流量经济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物流网络遍布165个国家和地区，集聚着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日渐成熟。

加快迎世博城市建设。上海2010年举办世博会为浦东的开发开放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占世博会会址总面积65%设在浦东新区。这一时期抓住筹办世博会的历史机遇，一手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手抓环保整治和城市管理。重点建设以浦东国际机场、外高桥港区、上海信息港为核心的功能性、枢纽型重大工程以及一批越江工程、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初步形成融入全市、面向世界、辐射长三角的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利用世博效应，浦东正进一步拓展商务、会展、旅游、文化等综合功能，完善枢纽型网络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区综合服务能力。

开展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迎接加入WTO的机遇与挑战，浦东进一步改善投资、政策、工作、生活和人文等综合投资环境。国务院批准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后，国家14个部门先后在浦东开展21项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开放探索前进方向。按照中共中央要求，上海拟定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3年行动计划，明确6个方面60个具体改革事项，主要包括政府体制、市场体制、企业体制、中介组织体制、公共部门体制、科技创新体制、人力资源开发体制、城乡统筹发展体制、涉外经济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目前大都已经完成或正在展开。

(三)开发开放浦东的实施特色

1.坚持“三个先行”。为了实现高起点开发，上海坚持规划先行、法制先行、高新技术先行“三个先行”，严格规范开发秩序，优化管理规程。浦东新区采取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规划设想，根据发展多功能城市的目标，规划建设五个功能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的综合分区，即相对集中金融、贸易、行政管理、商业、文化等第三产业的陆家嘴――花木分区；以自由贸易区为核心的外高桥――高桥分区；以出口加工工业为中心的庆宁寺――金桥分区；以基础产业为主的周家渡――六里分区；以科研和教育相结合的高技术产业为主的北蔡――张江分区。为了高起点规划，浦东许多规划都采取国际招标或国际咨询等方式，使之成为集国际、国内智慧的最新成果，使得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发展规划、城市形态规划、交通规划、基础设施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配套完善。浦东开发坚持法制先行的思路。多年来，市人大、市政府在浦东新区先后颁布了20多项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法规，浦东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庭，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基本上使经济运作有章、有序地进行。实行高新技术产业先行，提升了浦东的产业技术水平和层次，使浦东成为上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为上海的金融商贸等服务业发展奠定扎实的产业基础。

从浦西外滩眺望浦东

2.以开放促改革。浦东的开发开放正处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不可推卸地负有率先打破旧体制，创立新体制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支持下，浦东率先进行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建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外贸公司和零售商业企业等试点，把对外开放扩展到金融、贸易、电讯、会展旅游以及律师、会计、咨询、教育、医疗等服务贸易领域，积极探索符合国际通行惯例的经济管理方式。开放促进了改革。围绕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浦东率先构建了较为完备的要素市场。在浦东率先对国内开放人才、贸易、建筑、房地产和产权交易市场等。在全国率先试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机构与职位的设置实行精兵简政，行政管理层次实行“两级结构”[12]，职能管理体系实行“系统综合”，发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介机构的作用。在全国率先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经过四轮改革，行政审批事项由原来的724项减为220项，缩减近70%。浦东开发开放中曾探索尝试的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和高科技园区模式都已为各地所借鉴。

3.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在科学发展观指引下，上海开发开放浦东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建设管理并重、人与自然和谐，确保了浦东健康有序良好的发展风貌。针对浦东快速城市化、大量人口导入与社区建设、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上海大力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对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投入力度，财政支出年均增长分别达到30%以上，高强度投入、高标准建设了一批教育、卫生、文化和体育设施，社会事业实现了超常规发展，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多层次的物质文化需求。在推进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以文明创建、长效管理、市民素质建设等为重点的精神文明建设，先后荣获“上海市文明城区”和“全国创建文明城市先进城区”、“国家卫生城区”、“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示范区”等荣誉称号，促进了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的提高。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郊区学校软硬件建设，基本形成多层次的教育体系。推进充分就业社区创建，对开发建设中产生的16万被征地农民，率先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就业安置机制。基本建立城镇社会保险制度，基本覆盖了城乡各类从业人员。

三、开发开放浦东对上海城市发展的影响

浦东开发开放18年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城区巍然大成。巨大的变化表现为:一是经济总量，1990年浦东的GDP为60.24亿元，到2007年时，已跃增到2750.76亿元，增长了40多倍，占上海市经济总量的比重从约1/12上升到22.9%。二是财政总收入，1990年浦东财政收入不足10亿元，2007年已达到854.49亿元，增长了85倍[13]。三是人民群众收入水平保持较快的增长态势，到2007年底，浦东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3万元，农民纯收入达1.23万元，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开发开放浦东不仅使上海彻底摆脱城市基础设施老化、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总体经济实力相对下降的困难局面，而且也为上海这座百年老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再度腾飞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奠定了城市功能拓展的重要基础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上海产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三产业的比重较低；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的比重较大，高加工度化和高技术化趋势不明显。19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坚持以产业结构优化积极推动功能拓展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先发展以金融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为全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了先导作用，逐步形成了现代化服务业和先进创造业共同推进经济发展的格局。第三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开发初期的20.1%上升到2007年的52.3%，产业亮点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务业、会展旅游业、现代物流业、房地产业、高新技术等产业，2007年底，中外金融机构总数已达493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1280.52亿美元，新批外资项目1254个，吸引合同外资49.49亿美元，占全市总量的1/3；第二产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大量外资外技的进入，促进了上海的工业结构向高级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带动汽车、通信和精细化工等行业的技术水平跨入世界先进行列，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包括高技术产业、软件产业和信息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在内的创新经济迅速发展，2007年，总量达到2700亿元，研发机构迅速集聚，已达到223家，市高新技术企业624家。2007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累计达到96家，总量占全市一半以上。开发开放为浦东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以现代农业、设施农业为基础的都市型第一产业初具规模，乡镇工业结构调整取得新的成效，农村经济总量在市郊区县名列前茅。

浦东开发开放以来，4个国家级重点小区的建设不断推进，为上海城市功能的拓展发挥了核心功能的作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外高桥保税区已成为上海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和象征。陆家嘴作为国内金融机构最密集、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地区之一，金融贸易区流量经济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物流网络遍布165个国家和地区，集聚着证券、期货、钻石、产权、石油等10多个国家级要素市场，以股票、货币、债券、外汇、商品期货、金融期货、黄金、产权市场等为主要内容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日渐成熟，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市场中心的地位。张江高科技园区建有国家上海生物医药科技产业基地、国家信息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半导体照明产业基地、国家863信息安全成果产业化(东部)基地、国家软件产业基地、国家软件出口基地、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等多个国家级基地。拥有多模式、多类型的孵化器，建有国家火炬创业园、国家留学人员创业园。引进国内一大批科研教育机构入驻，支持以企业体的产学研联盟实施重大共性技术攻关项目。张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与转化基地；科技创业人才、研发机构和科技企业的集聚基地；产学研一体化综合改革的试验基地，已吸引15家研究机构和70多家创新型企业落户，成为上海技术创新和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的重要平台。外高桥保税区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出口加工3大功能逐步拓展，引进了2000多家贸易公司和60多家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物流分拨中心，加工贸易出口快速增长，物流分拨功能进一步增强，现代海运和港口经济稳步发展，已成为国内最大的保税区和新兴港口。18年来，外高桥保税区累计批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9950个项目，其中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30多家入驻保税区。区内贸易企业实现商品销售额4838亿元，占全国保税区的55%，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贸易中心，来自长三角乃至全国各地的众多进出口企业从中获益。保税区的加工贸易、仓储分拨、商品展示和运输等多种功能已得到发挥。金桥出口加工区已成为上海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吸引340多家中外资企业落户，150个现代制造业项目相继投产，其高新技术和支柱产业在全市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达到70%。先进制造业引领效应明显，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51家在金桥投资79个项目。

浦西以浦东为“龙头”推动产业的调整，取得互相促进，加速发展的效应。一批国有老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浦东投资与外商投资经济嫁接，提升了产业能级，成为上海工业新高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一批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通过募集发展资金，改善资本结构，实现了产权制度改造；一批国有企业在要素市场上进行了多方面整合，规范了市场进退行为，逐步强化了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一批国有企业在产业升级中开始了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构建了支柱工业的生产集群，各产业间技术进步的相互溢出效应，推动了工业整体进步。同时，一大批混合经济和非公经济迅速发展也为国有企业的改革调整提供了包括资本嫁接、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就业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条件。通过浦东的辐射效应，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创造国内技术领先产品，并推动了传统产业升级，上海的产业水平特别是工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随着金融保险服务功能的进一步强化，上海金融信息化进程加快，金融业务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在不断规范中继续发展。

通过浦东开发开放，上海城市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从相对单一的工业生产基地转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多功能中心。上海的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整体经济结构得到了优化，进而全面提升了上海整个城市的运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浦东高起点、高强度、宽领域、全方位的开放，为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彻底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布局

从传统上海工业的空间布局看，工业企业主要分散于市区，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体开发，也不利于工业企业及产品的配套和规模化。浦东开发开放提供了发展新空间。上海不仅按照科学规划把浦东新区建设成有合理的发展布局结构、先进的综合交通网络、完整的市政公用设施、便捷的通信系统，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的现代化新区，而且按照建设国际大都市的要求，对上海630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作出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约5平方公里中央商务区为城市核心层，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和管理等高层次第三产业；第二层为约30平方公里的中心商业区，成为汇集全国名、特、优商品的主要商业区；第三层为约100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以第三产业和居住为主，并保留一部分无污染的城市型工业；第四层约1000平方公里的辅城，重点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集中建设了9个市级工业区和一批大型居民住宅区；第五层约5000平方公里的郊区，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并形成若干个工业园区和旅游度假区，初步形成了支持多功能、高端化发展的城市形态布局。

浦东开发开放以相对自由的投资环境、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完备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成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纽带。利用外资不仅成为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主要杠杆，也成为城市建设和优化生产力布局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在上海90年代的城市建设资金中，有1/6来源于外资，浦东更高达70%以上。上海旧区改造按以往政府正常拨款需100年左右时间才能完成，土地批租利用外资后10年基本完成。按照“延伸周边、辐射江浙、服务全国”的要求，上海抓紧建设航空港、深水港和信息港，加快建设城市高速公路网和轨道交通网，进一步密切浦东新区与周边区县及长江三角洲的联系，进一步强化浦东交通信息枢纽的地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洋山深水港区一、二期工程建成投入运营，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跻身世界第三。一批高速公路和黄浦江越江通道等重要交通设施相继建成。快速干道、轻轨等现代化交通动脉和密布新区的不同等级道路相连，形成便捷、畅通的网络，并和空港、海港、铁路、内河航道及黄浦江越江工程(大桥、隧道、地铁等)共同组成立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由内环线、外环线、郊区干线公路、东西发展轴线等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将浦东与浦西连成一片，真正成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功能载体。

(三)提升了城市的服务功能

开发开放浦东后，按照建设“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济带”的要求，上海制定了“开发浦东、服务全国、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动发展、共同繁荣”的区域经济协作政策，提出让兄弟省市共享浦东开发开放资源，要“打长江牌”、“中华牌”、“世界牌”，要在为全国服务中加快发展自己等思路。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吸引外省市企业到上海发展的政策。对凡是到上海落户的外资或外地企业，均一视同仁，给予“国民待遇”，并在投资计划、进出口、财税、户籍、土地使用、融资等方面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扩大对内开放，积极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吸引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的企业共同参与浦东开发。这些项目绝大多数已成为各地对外联系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内地企业与外资企业嫁接的基地，从而带动和促进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为发挥浦东和上海在全国经济的辐射作用，上海不断健全以“航空港、深水港、信息港”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积极拓展上海和浦东交通、通信、信息等方面的枢纽口岸功能；充分发挥浦东证券、金融、产权交易等要素市场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兴办钻石交易和黄金交易等新兴的要素市场，形成上海和浦东在资金、项目、要素配置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努力完善浦东在人才引进培训和科技开发等方面的优势，使浦东和上海成为全国面向市场经济的人才基地和科技产业化基地。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促进了上海的振兴，而且对长江流域和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使上海初步成为全国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流和信息流的集散地和交汇枢纽。

浦东的开发开放给周边省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中共中央赋予浦东开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商将投资的方向选到浦东及其周边地区，浦东在奉行重点吸收国际著名跨国公司投资策略的同时，使一些中小资本将投资的方向选向了邻近浦东的省市，从而使长江三角洲地区尤其是苏南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加快。以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中国逐步形成沿海、沿江、沿边、沿路和内地省会城市全方位大开放的格局。到上世纪末，长江三角洲已崛起了迅速发展的城市群，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都跨入了高速增长的行列，成为中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浦东作为上海“四个中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区域，为提升上海对全国的服务功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大浦东建设对上海城市发展影响力的前瞻

对浦东开发开放，中共中央曾明确提出分“三步走”。第一步，“八五”时期为开发起步阶段，主要编制规划、整治环境和积极为吸引外资创造条件。第二步，“九五”期间为重点开发阶段，初步形成基础设施比较配套的浦东新区大格局。第三步，2000年后的二三十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为全面建设阶段，使浦东成为21世纪上海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适应国际性城市及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经过19年的开发开放，浦东积累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领先的产业集群。但同时，可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资源日益紧张，地区综合商务成本不断提升，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正成为影响浦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投入运行的洋山港二期

2008年7月5日，温家宝在视察上海洋山港时指出，上海要紧紧围绕建成东北亚国际枢纽港的目标，大力发展现代航运服务体系，着力打造航运服务资源集聚中心，加快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内涵、任务作出了清晰的判断和部署，“使浦东能够准确定位、乘势而上，加快以陆家嘴金融城为核心的金融服务平台和以海港、空港为依托的航运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多功能综合优势的整合与拓展”。《意见》体现了中共中央对上海产业发展、城市发展强有力的导向和支持。上海加快“二个中心”建设国家战略，最重要的区域是陆家嘴、外高桥、洋山港三点之间的“黄金三角”。国务院今年4月又批复同意上海市《关于撤销南汇区建制将原南汇区行政区域划入浦东新区的请示》，推动新浦东成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国家战略的核心功能区，要求上海严格执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策，加大区域资源的整合力度，优化总体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目前，浦东新区的面积是532.7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194.29万人，调整之后的浦东新区总面积将达到1210.41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也将达到268.6万人口。这些重大举措的出台不仅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坚强决心，对促进上海的经济转型和长远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资源整合显优势。对于承担着引领示范重大功能的浦东而言，要引领经济转型、产业升级，首先要率先实现经济结构的“转身”，而“转身”则需要一定的容量和平台。大浦东这一全新空间，几乎囊括上海金融、航运、贸易等各个领域建设的所有主题。有了这些空间和要素资源的整合以及相互配合，浦东将成为上海承载国家战略目标建设的核心区。在南汇并入新浦东后，国家推进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政策有了更大的辐射空间，外高桥和洋山两大港口之间的优势可以得到更好地互补，从而为打造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核心区、航运政策和制度创新的试验区、航运服务发展的示范区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为上海2010年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提供支撑、服务和引领。

政策联动增实力。两区合并后，让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各项先行先试政策覆盖南汇，在更高层面上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围绕“全国能借鉴、上海能推广、浦东能突破”的结合点找准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解决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方面取得更大突破，更好地发挥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两区政策、规划、产业联动，促进大浦东金三角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实现“一体化”，有望成为上海未来10―20年发展最重要的增长极。沿黄浦江一带，以金融业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的能级将得到极大提升，有利于区域资源的整合和产业总体布局的优化。而外高桥、金桥、张江、康桥、临港新城将串起先进制造业产业带，汽车、IT、生物医药、白家电产业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浦东将在更广阔的空间实现产业结构、产业布局和产业能级的调整。

此外，洋山深水港、杭州湾跨海大桥、长江隧桥、苏通大桥等一批世纪性交通枢纽工程，也将成为大浦东直通长三角的硬件，随着区域内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上海服务长三角、服务长江流域、服务全国的内涵和能级将大大提升。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严爱云执笔

[1]孙怀仁主编：《上海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简史（1949―198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4页。

[2]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通讯》编辑部：《发展外向型经济》，《宣传通讯》1988年3月增刊，第11页。

[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宣传通讯》编辑部：《发展外向型经济》，《宣传通讯》1988年3月增刊，第19页。

[4]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940页。

[5]李开亚主编：《上海人民政府志》，第949页。

[6]《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5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66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1]赵启正：《浦东逻辑――浦东开发与经济全球化》，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页。

[12]两级为：管委会――乡、镇机构、街道办事处，由管委会直接管辖原三区两县在浦东地区的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中间不设区、县一级行政机构。

[13]浦东年鉴2008》，第368―3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