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开埠以来100多年的一条主线。特别是上海解放以来60年间所呈现的发展转型，时间短、转型幅度大，充分印证了城市经过“发展――转型――再发展”的演进过程。从曾经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到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要求，除旧布新、调整改造，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上海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城市转型由此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在国家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等方针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和科技，建成综合性工业基地，上海完成了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的转变。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口岸功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再到“四个中心”，上海城市发展进入到第二轮转型期。上海为推动城市功能从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重大转变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为城市的发展和转型指明了方向。正是60年来在发展中推动转型，在转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拓展了经济建设的空间、改变了城市形态的布局、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功能、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进步。

本文力图在解放以后60年的历史时段中，以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为主线，以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实践为重点，梳理和检视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可供今后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规律性内容，为更好地推动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

一、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

在解放后的60年间，上海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从最初的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到推进“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再到加快“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总体来看可划分为:改造中发展(1949年至1952年)、建设中发展(1953年至1977年)和转型中发展(1978年至2008年)3个阶段。这3个阶段都有发展的成就和转型的特征，只是在第3个阶段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特征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

(一)改造中发展:催生新上海

解放之初的上海，生产萎缩、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治安状况差。为在大上海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在顺利解放接管上海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整治混乱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上海成为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社会风气清新的大都市。

上海市民游行反对银元投机

1.控制稳定市场

作为旧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市场一片混乱，将导致全国财经工作失去控制。为了控制和改造物价飞涨、金圆券货币体系崩溃的市场，使之摆脱严峻的困局，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接管整顿旧金融机构的同时，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金圆券的布告》，设立新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查封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地下钱庄及非法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举办以相当于白粳米1升、12磅龙头布1尺、生油1两、煤球1斤的时价之和为“折实单位”的人民币“折实储蓄”，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1949年6月下旬至1950年2月，投机资本转到大米、纱布、煤炭(俗称“两白一黑”)等生产生活必需品领域，先后又掀起3次大的涨价风。上海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全国支持下，从各地调集物资适时抛售，开征特种营业税、货物税、娱乐税、印花税、契税等能起到紧缩银根的税收，取得“两白一黑”斗争的胜利，彻底打垮了投机势力。

1950年3月，历经涨价风考验的中央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上海综合采取经济、行政手段，积极配合中央实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及货币发行的“三统”政策和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的“三平”政策。为加强税收征管，健全税收机构、加强稽查、反对偷漏税、实行民主评议，推动经营者实现依法纳税。成立全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动员全市各界人民完成3000万份的公债认购任务，吸收社会游资以紧缩通货。为适应全国统一调度物资的需要，将企业华东贸易部设在上海的各国营贸易专业公司改为全国总公司的华东公司，建立纱布、米、化工原料等主要物资的新型市场，使棉纱等物资交易走向供求相应和计划调节。此外，上海还建立了贸易金库，大量吸收存款，上海的市场环境出现根本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放缓，市场利率下降，物价止涨回落，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

统一财经，稳定了物价，但也有私营工商企业因一时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关厂歇业，市场有走向萧条的迹象。上海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商业发展。扩大政府加工订货范围，根据各厂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委托加工、订货，收购产品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销路问题。兼顾生产、运销、消费三者的利益，修订部分商品的地区差价，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适当控制国营商业的发展，对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急需产品全部或部分免征货物税，调整了公私关系。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用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问题，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准备自备外汇，免除棉花进口税以及实行运价优待，协助外贸企业绕道天津、青岛搞转口贸易等，使上海的私营企业在海口被封锁的情况下，仍能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料，缓解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困难。市场随着有效供给的增加逐渐活跃起来，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2.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

建立国营经济，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私营资本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城市，能否建立起坚实的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显得更为重要。上海建立国营经济的基础是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的。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凡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事业、官僚资本与战争罪犯财产均收归国有，凡与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四大家族及战争罪犯合资经营的工商金融业，须据实向财政接管委员会工商处报告登记。为避免企业受损失、尽快复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法，先后接管没收了157家官僚资本工厂，掌握了占全市41%左右的纱锭、1/3的机器制造设备、1/5的钢铁冶炼设备和小部分轻工业设备，10多个交通机构，40多家银行和10个贸易单位，50多处房产等等[1]。

对于外国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贸易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允许外国资本暂存并加以监督和管制的精神，对分布在进出口、航运、银行、保险、造船、公用事业的910[2]家外资企业派驻军事特派员或业务联络员，实行监督。对一般外资企业，进行申报登记，与中资企业一样，核发营业许可证，按相应规章进行必要的管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美英等在沪企业资产进行了清理。1952年又根据中央政府命令，征用了部分英资企业的全部财产。许多其他国家的在沪企业也由于特权的消失、国际形势的改变，业务日渐清淡，甚至久无营业，走向转让或歇业，成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改造对全市和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私营工商业，是上海建立和稳固国营经济的又一重要举措。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利用、限制政策，上海在帮助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指导和支持私营企业组织各种形式的联营。最早成立的联营组织是上海市公私营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从1949年9月下旬正式开张，到10月底就从农村购得1500余吨棉花供应联营各厂。与此同时，成立的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形成了公私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合。1952年稳妥推进的“五反”运动，在消灭资产阶级危害国计民生行为的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更加顺从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国营经济在全市生产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3.2%上升到1952年的36%[3]。

3.整顿社会秩序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恢复发展生产的基本保障。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势力等社会毒瘤，与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汇集到上海的潜伏特务、散勇游民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海采取既讲策略、又体现强大权威的政治措施逐一破解，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

针对3万多国民党方面有计划留下进行潜伏破坏的特务和数以千计临解放前被国民党从监狱、看守所释放出的惯盗惯匪及其他犯罪分子频繁制造混乱、进行阴谋破坏的状况，采取先打击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从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共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沉重打击了特务的破坏活动[4]。由公安机关协同驻军围剿武装股匪，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厉打击盗匪头子，使盗匪抢劫案件逐渐减少。

针对已成为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的数以万计的灾民、难民、城市无业游民及溃散在上海的散兵游勇，采取救济、遣送、教育、安置、改造等多种方法妥善解决。1949年成立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简称“疏委会”)，专门负责处理灾民、难民的疏散遣送工作。后又根据华东地区自然灾害不断引发的大量灾民流入状况，设立44处临时庇寒所。1950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生活问题，在原“疏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社会救济，通过改造和教育，提高各种无业游民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针对依然存在的黄、赌、毒等社会恶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肃。扫除毒品工作在第一阶段着重宣传、局部打击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检举、统一组织部署、掌握处理尺度的办法，于1952年全面展开。上海发生的烟毒案从1949年的6873起锐减到1952年的861起，1954年更是减少到8起[5]。禁止赌博工作通过逮捕法办赌头赌棍、改公共赌博场所为文化娱乐体育场馆、集中开展打击生产销售赌具行动等，控制住了社会面上的赌博活动。禁娼工作从1949年6月责令妓院“重新登记，审核发证”开始，经宣告立即停业、集中取缔残存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几个阶段，使解放前司空见惯的卖淫女在马路上拉客现象销声匿迹。上海的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糜烂、腐朽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复存在。

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上海通过改造市场、改造企业、改造社会，实现了使私营经济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节制资本”和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统制贸易”，初步确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调动起私营工商业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私营企业从1949年的20184家增加到1952年的25613家[6]。上海经济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新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66.60亿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比1950年增长32.3%，平均每年递增15%，轻重工业产值比从1949年的7.4比1调整为3.8比1，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7]。

(二)建设中发展:建成综合性工业城市

以开始实施五年计划为标志，1953年起中国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上海按照国家提出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机电工业，以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的要求，大力实施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工业化水平，成为门类比较齐全、加工业比较发达、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1.确定上海工业建设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根据该路线制定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为国家“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需要合理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的地区之一，上海根据国家关于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确定了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建设方针，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工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重工业比重由1952年的21%增加为1956年的30%[8]。

但企业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技术落后、协作化程度不高、工业过于集中于市区的状况，阻碍着上海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作用的发挥。1956年7月，上海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确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促进合理的发展。1957年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改造和发展工业的目标明确为把上海建成为全国发展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一个工业基地。1963年，上海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

这“两个基地”的目标，深化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内涵。尽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上海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但总体上指导上海发展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仍是把上海建成为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延续，上海也最终实现了这“两个基地”建设的目标。

2.建立工业基地

建成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是上海完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任务的重要基础。按照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加强企业技术设备的要求，在1953年至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对工业采取以大带小、分片管理的办法进行并厂改组。上海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5800多家调整到18000多家[9]，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职工在10人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上海工业初步形成大中小结合、专业分工、密切协作的生产网。1956年至1965年间，上海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又对工业进行了3次改组。第一次工业改组从1956年到1957年，按照加快重工业发展、增添新兴工业门类的要求，以按行业合并为主，把一批主要搞修配的小厂改组改造为大型骨干企业，使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增至121家[10]；第二次工业改组从1958年到1960年，针对行业结构的不平衡，在关停并转623家工厂的同时，改建、扩建和新建了一批专业性强的骨干企业和新兴工业企业；第三次工业改组从1962年到1965年，主要针对第二次工业改组过程中重工业投资过多的状况，压缩重工业，发展轻纺工业和支农产品。电子、自动化仪表、航天、汽车、石油化工、航空等新的工业部门或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在1965年达到43.5%，轻、重工业比例趋向合理[11]。

与此同时，与工业改组相伴的技术革新得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在工厂企业中加强技术领导，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动员全市工业企业有重点地研究、试验和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许多原来做修配的小厂，转产制造工业母机，承接整套设备任务。许多工厂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发挥职工的创新能力，创造出“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等以小机头制造大机器的技术革新方法，推动技术革新从单项革新发展到整条生产线甚至是整个车间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或半自动化。到1960年，全市各工业部门经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制成和改装的自动和半自动机械达7600多台，自动和半自动生产流水线919条[12]。

1963年，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发展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四新”方针，要求在全市各行各业中开展技术改造运动，着重推动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的发展和18项重大新技术的采用推广。各行各业都发展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上海工业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产品质量明显提高。至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达到一、二类质量标准的占98%，机械工业新产品自行设计的比重占80%，87种主要设备能够基本成套生产的占90%[13]。上海初步建成为一个生产门类较多、协作能力较强、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3.建立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基地，离不开科学技术水平的充分运用和提高。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从整顿和充实科研机构入手，使全市科研机构由15家增加到38家，科研人员由283人扩充到1900人，增强了科研力量[14]。1956年，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号召下，根据国家出台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扩充新建了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机床、化工、生物等专门科研单位。1960年上海编制《1960―1967年科技发展纲要》，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提出上海应该发展成为国家新产品试制和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并确定了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和尖端学科的科研工作。会后，全市科研单位再次得到充实和加强，相继新建了30多个独立的科研单位。1963年，建成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目标正式提出后，上海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组织全市开展了多个技术项目攻关会战。从1956年到1966年，上海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万吨水压机、千瓦柴油机、上海牌轿车、万吨远洋轮、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20万倍电子显微镜、25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1200毫米冷轧板机、每秒5万次电子计算机、强力人造纤维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967年以后，在国家要求突出备战，加快三线建设的形势下，上海先后组织力量开始进行人造卫星与运载工具的研制(“701”工程)和筹建核电站(“728”工程)以及试制大型客机(“708”工程)，并在1970年投资2.5亿元对以机械、冶金、化学和电子行业为重点的基础工业开展会战。此外，上海科研单位和工厂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大功率激光器、萃取分离锂同位素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上海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能适应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研体系。科研工作从过去少数人从事少量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群众性的科技实践。

总之，经过2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上海在全国的支持下，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城市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转变，从过去只能生产一般的、中小型的、单一的产品，发展到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多品种和部分大型成套的产品，为上海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上海成为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重要的商品、设备、技术、资金的来源地，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的1/5到1/8，利税总额占全国的1/4到1/6；除采伐采掘业以外，已基本拥有国内所有的工业门类，生产产品规格达10万多个，在全国7大类154种主要成套设备中，能制造的有130种，占84%；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消费品占全国省际调拨量的60%到40%，先后有1000多个工厂全部或部分迁往西南、西北、中南、华北等地，有40多万名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支援全国。

(三)转型中发展:重新定位经济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革开放在赋予上海新的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启动了上海城市新的转型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发展中的瓶颈，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改造和振兴上海的发展方向，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的新目标，积极发挥联系国内外两个扇面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决策，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优化生产力布局；在初步缓解“交通难”、“通信难”的基础上，大规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上海紧紧抓住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两个重点，有序推进，不断向“四个中心”目标迈进。

1.发挥“两个扇面”的作用

1953年至1978年，上海走的是一条以工业发展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路子。在长期“重生产、轻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但是，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老化、工业技术优势减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步成为制约上海发展的障碍。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围绕改造振兴上海的总思路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地推动城市的发展转型。中共上海市委1979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基地、科技基地和出口基地；同年12月，上海市七届二次人代会明确要积极利用上海有利条件，积极采取措施加快“三个基地”建设。通过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逐步地使现有企业接近和达到现代化水平；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外贸促生产、促科研。在巩固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的同时，着重推进“外贸基地”建设，1984年上海对外贸易全年口岸出口总值完成35.9亿美元，超过计划36%；进口总值8.1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65.1%[15]，为发挥“两个扇面”作用作了铺垫。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研讨。1984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到沪进行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邀集了中央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讨论会”。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并上报国务院。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上海城市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到20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16]，把发挥对内和对外两个扇面的作用，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上海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造和振兴由此开始实质性的启动。在对外开放方面，上海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明确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责权利。1988年，根据国务院有关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要求，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初步形成放开经营、多家经营的外贸体制，1989年上海外贸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以计划单列、自借自还方式直接向国外集资32亿美元的“94专项”的实施，促进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工业扩大到农业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以及第三产业。为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改造振兴上海，从1983年起开始兴建闵行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和漕河泾开发区。1986年至1988年，3个开发区先后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滚动开发，经济效益逐渐显露。闵行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单位面积企业利润、上缴税收和工业增加值名列第一的工业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已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以外贸中心为特征集展览、展示、办公、居住、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新兴商贸区和商务区；漕河泾开发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成为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发展速度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开发区之一。

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内联合。1982年2月，上海成立市协作办公室；同年10月，国务院决定建设上海经济区；1983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经过建设，上海经济区的经济网络初步形成，区内的联合协作由低级到高级，由松散趋向紧密，出现了一批责、权、利结合比较紧密的经济联合体。1986年6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上海通过联合，逐步在兄弟省市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名优产品联合生产基地、科研产品系列开发基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和出口货源配套加工基地，促进企业转轨转型。

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在加强对传统工业技术改造的同时，市政府选择14项技术含金量高、经济效益好、能出口创汇或替代进口的产品，作为全市重点工业技术改造项目，通过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组织会战攻关，促进汽车、通信、电站、计算机、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升级换代，提高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能力[17]。在此基础上，上海进一步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关停一批技术装备和产品落后的企业，发展石油化工、钢铁等新的支柱产业。第三产业则重点发展国内贸易、金融保险、信息咨询、饮食服务、旅游、房地产业等。

198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报告，围绕发展外向型经济，推进改革开放，上海经济建设取得新的发挥。1990年，实现了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通过调整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80年的21%提高到31.9%，增强了上海“两个扇面”的辐射力。

2.推进浦东开发、建设经济中心城市

中共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后，上海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提出“一个龙头，三个中心”战略决策。上海紧紧抓住浦东开发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国内经济合作，对内对外开放度不断扩大，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浦东开发从基础开发为主转向基础开发和功能开发并举，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等重点小区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浦东的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2001年的GDP占全市的近1/5，外贸出口占全市的2/5，引进外资占全市的1/3。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的雏形在黄浦江东岸形成。

汇集中外金融机构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浦东的开发开放有力地推#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动了全市的对内对外开放。随着对内对外开放的纵深化发展，上海的经济运行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和市场的单向循环变为依靠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的双向循环。利用外资不断出现高潮，1992年1年超过前12年的总和，1993年至1995年协议利用外资金额和外资实际到位金额占改革开放以来总和的88%。到1999年末，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市在上海投资和参股的企业超过1.1万家，注册资金达到408亿元，这些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市的比重超过5%，拉动全市经济增长近一个百分点。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形成了一支以兰生股份、东方国际等为代表的外贸企业大集团队伍，外贸进出口额在1993年突破100亿美元后，在1998年突破300亿美元。1999年上海口岸进出口商品总额占全国的21.1%，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17.9%。在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商品出口的同时，鼓励上海企业走出去发展海外经济，采取在境外投资办厂、建立贸易机构、承包工程项目和创办研发中心等方式开展跨国经营，对内对外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产业结构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1992年底，上海市第六次党代会确定上海实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施“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按照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要求，加快第三产业发展，市中心区“退二进三”，强化了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促进了以金融贸易、交通通信、信息咨询为代表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2000年实现第三产业增加值2282.6亿元，第三产业比重实现重大突破，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50%，达到50.2%，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57.3%。服务范围逐步拓展到全国。200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市价总值和流通市值分别占全国的56%和52.72%，交通通信增加值占全国的6.3%，外贸出口总额占全国的10.2%，口岸进出口总额约占全国的1/4，港口货物吞吐量占全国的15.9%。随着城市综合服务功能的不断增强，上海从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转向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围绕建设经济中心城市的定位，上海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91年到2000年，全市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达到3100亿元，相当于整个80年代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的13.8倍，持续高强度的投入建成了一批越江设施、高架道路、地面骨干道路、轨道交通等重大项目，推进了以“三港两路”(海港、空港和信息港，高速铁路、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连接国内外功能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形成了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基础设施框架，为上海建成经济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通过对商业设施的改造和建设，由原先的“三街一场”(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豫园商场)格局发展为以市级“四街四城”(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西藏中路；豫园商城、徐家汇商城、新客站不夜城、新上海商业城)商业中心为主的分地区、分层次商业中心新格局，增添了城市的现代化气息，推进了贸易中心的建设。进入21世纪以后，以筹办世博会为契机，以“三港三网三体系”(即空港、海港、陆港和轨道交通网、高速公路网、内河航运网以及加快建立健全能源安全保障体系、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城市安全应急体系)建设为重点，全力推进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网络化全面实施，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开始迈向新的发展目标，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3.加快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

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之一，是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决策，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将这个战略定位逐步发展为“四个中心”，航运中心建设提到重要议程。1996年，在制定的《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建成国际航空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国际信息港”的目标。2001年5月，国务院批复原则同意《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批复指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环境优美的国际大都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至此，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要求，正式由“三个中心”演进为“四个中心”。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和支持下，上海在推进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过程中，抓住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两个重点有序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集聚辐射效应逐步显现，2002年8月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全市首次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用10至20年时间把上海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发展目标；2002年9月，成立上海金融服务办公室，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协作，提高公共服务的力度；2003年制定出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动纲要》，围绕做大金融市场、做多金融产品、做强金融机构、做优金融环境的总体要求，一手抓发展，一手抓风险防范，取得明显成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设立，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成立，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排名全国第一，2008年末，全市拥有各类金融机构689家，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59755亿元。上海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最快、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最多、金融人才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基本确立了国内金融中心的地位，正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取得重大突破，2002年4月，上海国际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开工建设，2005年12月，洋山深水港一期正式开港，洋山港二期2006年12月初正式开港，2008年底，上海港货物吞吐量达到5.8亿吨，连续4年居世界第一，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800.6万国际标准箱，居全球第二位。2009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目标、内涵、任务作出了部署，这是上海发展转型进程中的又一重大机遇，必定会进一步加快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步伐。

实施“两个优先发展”，是建设“四个中心”的重大举措。2002年5月召开的中共上海市第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继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保持经济发展良好势头。2004年，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提出，要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大趋势，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在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上海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加快推进大项目、大产业、大基地建设，集聚各类要素资源，推动电子信息、汽车、石化、钢铁、成套设备、造船等重点行业快速发展。在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加快发展金融业、物流业，重点发展商贸、旅游、中介、会展、房地产等服务业，提升城市综合服务能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心上海的发展，2006年3月，胡锦涛提出上海要实现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个率先”新要求。同年6月，胡锦涛在上海考察工作时提出，上海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上海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2008年全市服务业实现增加值7350.43亿元，比2007年增长11.3%，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53.7%，服务业已成为推动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为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础。

二、发展转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影响

60年来，上海从最初的工商业城市发展到初具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综合服务功能的经济中心城市，经历了多次阶段性转型，使城市发展转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在时序上表现为前后相关，在内容上表现为独特的时代性。

(一)城市经济发展从以生产性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转向以服务型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经济

在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城市经济体现了跨越发展的特征:从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到建设四个“中心”。

1949年以前，上海就是远东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解放后，从1953年开始，尤其是城市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城市的发展方针被定位在建设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经过20多年的建设，上海形成了包括157个生产门类、15个工业部门的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上海雄厚的工业经济对国家的工业化、对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0多年中上海调往各地的工业消费品在国内市场始终占据极为重要的位置。“二五”计划期间，上海调往各地的生产资料占全市生产总量的90%，生活资料占80%。上海工业积累的资金更是国家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978年上海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达六分之一。“一五”计划时期，上海21万职工支援内地建设；“二五”计划时期，上海40万职工支援内地建设；“三五”计划时期，按照国家“三线建设”的方针，大量上海工厂连同职工迁往内地。到1971年，有300多个项目、400多家工厂迁往内地，涉及冶金、机电、仪表、化工、纺织、轻工等行业，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基地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根据形势变化、目标任务和国家战略的新要求，上海城市进入新的发展转型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开始了从全国最大工业基地到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以及航运中心，“四个中心”功能不断强化。城市转型使国民经济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是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从1978年到2007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上海GDP平均每年增长10.3%，经济总量扩大了16倍。二是经济结构趋于合理，2007年，三次产业的结构比例0.8∶46.6∶52.6，30年前“二产独大”格局，被二三产业“双轮驱动”平稳替代。三是服务经济加快发展，2007年，中心城区服务业增加值占中心城区生产总值78%；外资法人银行数量已达14家，在沪外资法人银行总额占全国外资银行总额比重近60%，港口货运吞吐量居世界第一。此外，全面启动20个服务业集聚区和洋山深水港、外高桥、浦东空港和西北综合等4个现代物流园区建设，引进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创意设计企业。城市经济已经形成服务型经济的基础。

(二)城市布局从中心城区简单扩张拓展到城郊统筹协调

在城市发展转型的过程中，城市布局呈现阶段性特征:从简单扩展到建设卫星城镇，从组团发展到形成全市体系。

上海解放初期，上海市行政区域总面积636.18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82.4平方公里。狭小的空间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1950年将苏州河以西、中山北路以东的地区划入普陀区，同时在原城市中心区周围建设一批工业区和居住区。中心城区的扩展大致以东北部的提篮桥、北部的北站、西部的曹家渡、南部的徐家汇、东南部的豫园为界。到1958年，中心城区已有明显扩展，东北部五角场到提篮桥之间大片农业、工业和生活居住区混杂地段已发展成为城区；北部依靠桃浦工业区和桃浦化工区的发展，同时向北和西北部扩展；曹家渡以西与北新泾开始连接，呈现向西南发展的趋势。

在市区扩展的同时，根据中共上海市委提出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方针，市规划建筑管理局编制了《上海市1956―1967年近期规划草图》，其中提出建立近郊工业备用地和开辟卫星城的构想。1958年开始，上海陆续新建、扩建了闵行(机械)、安亭(汽车)、吴径(化工)、嘉定(科研)、松江(轻工业)等5个卫星城镇和吴淞(钢铁)、蕴藻浜(钢铁)、彭浦(机械)、桃浦(化工)、北新泾(化工)、长桥(建材)、高桥(化工)、庆宁寺(造船)和周家渡(造船)等市郊工业区。与此同时，配套的工人新村和道路交通工程也大规模兴建起来。1958年到1959年先后建成凉城新村、控江新村、鞍山新村等，建成了“闵行一条街”等。从1958年至1960年，全市新建、扩建道路共445公里，其中三分之二用于上述地区的配套服务，形成了以中山环路为主，从市中心通向卫星城镇、市郊工业区的辐射状道路交通网。这些卫星城镇和市郊工业区的建立，对改善上海工业的布局，促进上海工业的改组，减轻市区工业建筑的密集程度，以及对疏散市区人口，防止增加新的工业“三废”污染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封闭式的单一的城市布局结构，形成了多层次的组合格局。

通过“退二进三”发展起来的现代化中心城区

市郊工业区和卫星城镇的建设，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区的拥挤状况。但是，工业企业在市区的集中度仍非常高，这既不利于城市功能的整体开发，也不利于工业企业及产品的配套和规模化。20世纪90年代，“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定位明确，上海开始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按照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要求，对上海6340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作出新一轮总体规划。按照“多心、多层、组团式”的城市形态重新布局城市空间。城市核心区――中央商务区，主要发展金融贸易、信息咨询等高层次第三产业；中心商业区，汇集了全国名、特、优商品；中心城区，实施“退二进三”，适当保留一部分无污染的都市型工业，以第三产业和居住为主；内外环线之间的地区，重点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工业，集中建设9个市级工业区和一批居民住宅区；外环线以外的广大郊区，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提高经济规模和集约化水平，积极发展现代化农业和郊区旅游业。上海城市空间布局开始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为实施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四个中心”的目标，2000年召开的中共上海市委七届六次全会提出，上海发展要贯彻“中心城区体现繁荣繁华，郊区体现实力水平”的思路，确定“十五”期间重点建设“一城九镇”。依托重大经济发展项目和骨干交通设施建设，着力发展新城和中心镇，带动一般集镇建设，加快郊区的产业集聚，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建设和形成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郊区城镇群和都市经济圈。与此同时，上海规划了“一主四副”多核心中心城区布局。“一主”主要包括人民广场行政中心、外滩――陆家嘴中央商务区、南京路等商业街及豫园等商业中心。四个城市副中心即徐家汇、花木、江湾――五角场和真如。目前，徐家汇、江湾――五角场、花木城市副中心均已基本落成，真如城市副中心也已经起步建设。

2006年1月，上海进一步提出统筹城乡协调，推进“1966”全市城乡体系建设。按照“1966”城乡体系规划目标，建立一个中心城，和包括嘉定、松江、临港、闵行、宝山、青浦、金山、南桥、城桥等9个新城，以及60个左右新市镇和600个左右中心村。“1966”城乡规划体系是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大的体系着眼，从人口、产业、环境、资源、基础设施等诸多要素出发，对上海市域范围进行的一次更全面更综合的重新整合布局。从这个发展脉络可以清楚地看到上海城市发展转型阶段性特征及其对城市布局结构产生的影响，既更有利于城市功能的发挥，也促进了城市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

(三)文化事业从“文化重镇”向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发展

上海城市60年的发展转型，也促进了文化事业的发展，除了“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呈现了不断繁荣发展的总趋向，其中体现阶段性特征的，主要是由在全国文化事业具有重要地位的“重镇”发展到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上海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展开，人民群众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开始增多。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化方针，上海把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原有的文化艺术人员聚集结合，组建成一支新的文化工作者队伍，通过把传统的娱乐行业提升为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教育传播载体，把艺人吸收到政府领导的市戏剧电影工作者协会、市戏曲改进协会等组织中，提升了艺人的社会地位，激发了文化工作者发展面向大众的文化事业的热忱。反映平民生活的电影《乌鸦与麻雀》、《我这一辈子》、《为孩子们祝福》、《鸡毛信》，朴素无华充满朝气的歌曲《接过雷锋的枪》、《歌唱二郎山》、《远航归来》，现代题材评弹《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等在全国广为流传的作品被创造出来，上海文化界充满了健康活泼的清新之气。

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和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上海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仅经济生产完全纳入国家计划，文化发展也纳入国家计划，文化事业体制的计划性突显，文化投入大多划拨给创作队伍强大、具有很强的组织化、专业化的国营文化机构。计划安排和集体创作成为重要的文化发展模式，上海产生了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集体创造作品，电影《女篮五号》、《海魂》、《林则徐》、《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闪现着强烈的时代特征，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融合优美的越剧曲调，是中西合璧的顶级名曲；芭蕾舞剧《白毛女》，成为中国民族芭蕾的奠基作之一。从解放后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这一阶段，上海的文化界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汇集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名家名作。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新阶段。重新定位经济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在推动上海实现全新的发展转型的同时，为上海的文化重现生机、获得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文化创作在百业复兴的大环境里，新作不断涌现。话剧《于无声处》、电影《祖国啊，母亲》及歌剧舞台艺术片《江姐》等与广大观众见面，谢晋、赵焕章、吴贻弓等导演的电影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扛鼎之作。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密切了上海与国内外的联系，上海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开始快速发展。1980年上海杂技团首开国际商业性演出，产生了很好的国际反响。1986年，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上海首次采用国际通行的电视节形式进行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举办了当时中国唯一的国际性电视节――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1988年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性文化交流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到2001年，上海已打造出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音乐烟花节、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国际魔术节等诸多国际文化交流品牌，形成了中外文化荟萃交融的繁荣景象。2002年上海市第八次党代会正式提出“努力把上海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之一”的文化发展目标，上海更加有意识地整合已有的各种文化资源，加大引进文化创、编、演、导力量的力度，打造、推介优秀的中华文化艺术和外国文化艺术，不断提升自身的文化势能，不断增强自身的文化集聚力和文化辐射力，上海作为中国重要的展示世界优秀文化、汇聚中华一流文化的平台作用得到增强。

上海的城市精神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解放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前，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综合性工业基地，上海担负着支援全国建设的重任，上海人民在创造出许多“全国第一”、“世界第一”的过程中，形成了精明强干的精神气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上海与国内外交流的日益广泛，上海的包容性、开放度明显增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新概括、新体现。

(四)社会管理从单位本位到社会自治

上海城市60年发展转型的过程，影响到上海的社会形态，就是从统一划齐转变为多元民主，社会管理模式的阶段性特征，从最初的单位本位转变为社会自治。

1949年解放到1977年近29年的时间里，上海能够在发展资金有限、国外空间被封锁的情况下，在计划经济体制的运作下，从一个工业化水平比较低的近代工业城市转变为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加工业比较发达、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离不开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企合一、政社统一、高度集中、以“单位本位”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管理模式的形成。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被组织到不同的单位中，由单位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每个单位几乎都发展成为具备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职能的小社会。而对于占全市人口比重极少的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上海通过建立居民委员会体系进行管理。上海的居委会建立于1951年，1958年起，居民委员会不仅成为组织社会闲散人员、民政救济和社会优抚对象等参加里弄生产的单位，还开办了里弄食堂、托儿所、扫盲班等，也发展成为功能齐全的小社会。至此，上海建立起严密的以单位为条线、为层级的社会管理网络。

1978年起，随着上海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转型的不断推进，社会流动性增强，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单位本位的社会管理模式已难以有效发挥组织、服务、动员个体的作用。上海开始从发展社区、培育社会组织、增强基层民主三方面入手，增强社会自治的能力。为了建立起以地域性为特征、以认同感为纽带的新型社区，上海首先以发展社区服务为开端，优化社区已有行政组织的社会管理和服务功能，发展民间服务组织队伍，推动社区服务逐渐走向社会化。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区服务内容日益丰富，改善居民生活、扩大就业机会、建立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社区服务主要内容。社区建设的目标也逐渐明晰，1996年上海召开全市第一次城区工作会议，制定了上海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奋斗目标；新世纪，适应市民“安、居、乐、业”的要求，全面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推进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把社区建设做实。一支专业的社区工作者队伍也在开展社区建设、增强社区服务功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政治素质好、文化程度高、工作能力强、热爱社区工作的优秀人才被充实创社区工作者队伍中去，1997年出现的专职社会工作者，推动上海社区工作者队伍向专业化、职业化发展。

社会组织是增强社会自治的又一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上海从培育发展、加强管理、积极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等方面着手，使社会组织逐步成为上海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力量和政府管理与服务社会的重要依靠力量。按照“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完善政策、依法行政、有序发展”的工作方针，自下而上地发展和扶持社会组织。2001年开始的“社团进社区”工作，为社区培育发展了一大批老百姓需要的，与社区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益性、福利性的社会组织。2007年开始推出的税收、场地、小额资助等一系列扶持措施，促成了一批面向全社会的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成长。为了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海在改革开放早期开展的两次集中性清理整顿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有利于社会组织健康发展的政策法规，并在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到2004年，上海初步构建起市、区县、街道(镇)三级社会组织服务管理网络。社会组织协助政府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开展社会公益活动的能力，也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得到发展和发挥。社会组织通过接受政府委托或参与政府采购，加入公共服务体系，拓展公共服务的空间并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社会组织把政府、市场难以有效动员起来的慈善捐赠资源、志愿服务资源等社会公益资源动员起来，与需要这些资源的对象实现对接，增进了社会福利，促进了社会公平。

基层民主也随着城乡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作用的发挥日益增强。社区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城市建设和管理新体制的建立过程中，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结构。决策听证会、矛盾协调会和政务评议会，成为推动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重要平台。1999年开始试点的居委会直选，提高了居民群众的民主参与意识，调动了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积极性。上海初步建立起具有特大型城市特点、与城市发展转型趋势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正是60年持续不断的发展，使上海成功地实现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近代工商业城市向具有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转型。新一轮的转型在不断深化，上海要最终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目标，要更加注重发展转型，努力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形成创新驱动为主的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强国内影响力、带动力，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服务辐射作用；更加注重制度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注重统筹兼顾，大力促进城乡、区域、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国际吸引力、竞争力，不断提高上海大都市的国际地位和实力水平。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俞克明黄金平郭继执笔

[1]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档案局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海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5页。

[2]朱金海、甘慧杰：《上海通史?当代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1页。

[3]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419页。

[4]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版，第188页。

[5]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公安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

[6]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工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9页、1840页。

[7]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政府志》，第279页。

[8]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523页。

[9]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工业》，第1844页。

[10]上海市计划报告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456页。

[11]上海市计划报告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466页。

[12]上海工运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工运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444页。

[13]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政府志》，第497页。

[14]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通志?科学技术》，第4523页。

[15]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228页。

[16]上海市计划委员会编：《上海市计划报告集（1949―1998）》，第664页。

[17]上海人民政府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人民政府志》，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