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

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曾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在世界上领先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当历史进入19世纪时，中国社会的发展几乎陷于停滞的状态。这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对内实行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对外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清王朝已陷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财政拮据、社会动荡、危机四伏的境地。此时，西方一些国家已经或正在发展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为了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和谋取更大的利润，西方列强依仗船坚炮利，把触角伸向世界各地，进行疯狂的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这样，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和人口众多的中国，自然成了它们垂涎和掠夺的目标。

1840年，急于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资本主义强国――英国，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用炮舰轰开中国的大门，相继攻占广州、厦门、定海、镇海、宁波、上海、镇江，并于1842年8月直逼南京城下。清政府被迫订立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

鸦片战争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从此，西方列强纷至沓来，穷凶极恶地发动一次又一次侵略中国的战争，迫使清政府妥协就范，把中国一步一步地推入半殖民地的深渊。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军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并攻占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纵火焚毁了中国皇家园林建筑艺术的精华――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侵略者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沙俄则利用这次战争的时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割去中国大片领土。1894年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向日本支付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人带来的刺激太大了。“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1]谭嗣同的诗句，喊出了那时中国有识之士的悲愤。

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加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迅速把中国推向濒于被瓜分的境地。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2]八国联军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先后攻陷天津、北京，清廷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狼狈逃往西安。侵略军所到之处，进行野蛮的烧杀淫掠，北京城尸横遍地，遭受空前的洗劫。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沙俄除参加八国联军外，还派出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屠杀中国人民，妄图变东北为俄国的殖民地。

除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外，外国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还有:1874年日军侵犯台湾的战争，1888年英军入侵西藏的战争，1903年英军第二次入侵西藏的战争，以及1904年至1905年日本同俄国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从1840年到1905年的66年中，中国人民一直被笼罩在列强侵华战争的硝烟之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几十年间，这些国家对中国不断加强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侵略，通过一个比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贪婪地攫取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而外国列强在中国的侵略活动，是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为基本特征的。它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许多重要特权。如设立港口、“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建造教堂，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等。数以百计的不平等条约、章程、专条，像一张无所不至的巨网，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束缚着中国，使中国在列强无尽的索取面前寸步难行，动辄得咎，而外国列强则据此为所欲为。它们控制着中国的通商口岸、海关、对外贸易、交通运输，大量地倾销其商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产品销售市场和榨取原料的基地。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列强对中国每发动一次战争，每签订一次不平等条约，它们对中国的侵略就加深一步，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就加速一程。到20世纪初，中国虽然在形式上仍保持独立，但实际上完全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下的半殖民地，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打断了中国社会的正常发展进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及由此派生的社会矛盾、阶级关系、革命性质等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之前，中国是一个独立的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外国商品和资本的大量输入，促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个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一个半封建的中国；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社会在演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若干基本特点。在政治上，中国不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领土与主权的完整遭到严重破坏，司法和行政的统一不复存在。在经济上，中国虽然有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但传统的农业经济仍是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逐渐遭到破坏，但封建的土地关系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和高利贷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明显的优势。外国在华资本和依附于它的官僚买办资本垄断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使中国在经济上日渐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庸。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空前的挑战和冲击。在两种异质文化不断冲突、渗透和融合的过程中形#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成的中国近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的变化。中国传统的爱国、进取、探索和反抗斗争精神仍在支撑着国脉民魂，同时种种向西方文化学习的主张和救国方案相继提出。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屡遭外国侵略，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屈辱附从的政治关系。弱国无外交。中国在外交上虽然保持着独立国家的形式，但实际上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权利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平等的。

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中国实际上是处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之下。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破产，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则是封建主义赖以存在的支柱。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加剧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彻底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成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这两大任务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前提，只有先完成前一项任务，然后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于是，就有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兴起。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敌入侵和改变社会现状，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长期英勇顽强的斗争。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一系列农民革命斗争，给予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遭到失败。面对清王朝的衰落，一批志士仁人首先觉察到世界大势的变化，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甚至连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上层人物也逐渐意识到，不能再继续按照“祖宗之法”统治下去了。于是，清末出现了以“自强”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发起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及清王朝最后为自救而推行的“新政”。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遭到失败。严酷的现实表明，无论是旧式的农民革命斗争的道路，还是以西方国家君主立宪为榜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都走不通。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第一次树立起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也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拓宽了视野，为中国的进步潮流开启了闸门。但是，这场革命也有明显的弱点:它没有一个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没有形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这场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其结果是，这场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辛亥革命的失败表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自身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

然而，辛亥革命毕竟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传统造成了巨大冲击，民主共和的思想从此流传广远。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压迫、要求维护民族权益的斗争绵延不绝，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此后不久，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不仅显示出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而且为中国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诞生并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历史契机。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其间隔仅10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或受到它的深刻影响。

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队伍迅速壮大。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成为一支日益重要的社会力量。虽然他们的人数还不是很多，仅200万人左右，但集中分布在上海、天津、广州、武汉等沿海沿江大城市，有利于自身的组织和团结；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的痛苦，富有斗争精神；他们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各阶级中，这个阶级是一个最进步、最革命、最有远大前途的阶级。在进步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迅速地觉醒，并很快登上历史舞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客观的社会基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身上。

中国先进分子面对辛亥革命失败后的严酷现实和痛苦经历，仍不屈不挠地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寻找新的出路。1915年9月，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发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它冲击和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着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索挽救中国危亡的新途径，为他们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产生了怀疑。另一方面，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及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国家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开始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正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中国先进分子由此看到了新的希望。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去探求俄国的经验，去学习和研究指导这场革命走向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

[1]谭嗣同:《有感一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0页。

[2]即奥匈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