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二中全会的召开和党的工作重心向大城市的转移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在召开这次全会之前，中共中央于1949年1月6日至8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提出了在这一年所要完成的16项任务，其中包括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原则是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可能有右翼分子”。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表明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了会谈，参加的有周恩来和任弼时等人。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过对我们这个国家来说，称人民民主专政更合适，更为合情合理。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5日到13日举行。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转移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关于建立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响亮地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全会针对党面临即将在全国执政的形势，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全会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和“两个务必”的作风，为全党确立以大城市为工作重心和走向全国执政后如何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在中国革命即将走向全国性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建立后党在全国的执政，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即于1949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平。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兴奋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早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党在革命胜利和走向全国执政后，如何避免出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进城后因腐化导致失败的悲剧问题，以及如何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问题。他反复告诫全党，要吸收李自成失败的教训，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
进驻北平后，中共中央机关没有直接进驻中南海，而是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达半年之久。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直到1949年9月21日才正式移居中南海的菊香书屋。他不但严格要求亲属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自己率先垂范。据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道:在筹备新政协期间，毛泽东对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有一天，毛泽东准备会见张澜先生，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敬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我在他仅有的几件衣服里选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他诉苦道:“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1]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进城后带头严格要求自己，对全党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经受住全国执政的严峻考验，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后，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工作。自1948年秋至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相继攻占了济南、沈阳、北平、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大城市。如何接管好这些大城市，是党所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对党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当时，国内社会各界乃至国际上十分关注中共能否接管好大城市，不少人怀疑中共管理城市的能力，西方国家一些反动势力更是预言中共在接管大城市时会遭到失败。然而，他们的预言破产了。中国共产党不但成功地接管了这些大城市，而且在这些城市及时恢复了生产，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使国内社会各界和国际上对中共的执政能力刮目相看。
在接管这些大城市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发出指示，精心安排，周密部署。首先在攻占城市的过程中，人民解放军尽量减少对城市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破坏，使城市尽可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党在这些城市的秘密组织广泛收集情报，动员和组织各界群众开展护厂护校等斗争，防止敌人在撤退前对城市的破坏。在接管城市之前，充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和接管计划，组织好接管的人员和班子，选任特别有能力的干部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先后委派陈云、叶剑英、刘伯承、陈毅等担任沈阳、北平、南京、上海等城市的军管会主任，实行强有力的领导。在接管过程中，对城市实行权力集中的军事管制制度，以保证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接管时，实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保证接管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充分依靠工人群众，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搞好接管过程中的统一战线，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齐心协力开展工作。在接管时，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首位，保护私营工商业，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军管会和人民政府采取措施及时安定人民生活，切实解决职工和市民群众的生活困难和就业问题。加强党的建设，在城市采取公开建党的方针，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同时，还“约法八章”，制定严格的入城纪律，及时而严厉地处理好接管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腐败现象。
同时，在接管城市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完成了没收官僚资本的重要任务。党在总结东北和华北解放战争期间接管城市经验的基础上，确定对官僚资本企业采取和对待国民党政权机关不同的办法，即不是打碎它们的机构，而是先按照原来的组织机构和生产系统，“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由军管会把它们完整地接收下来，实行监督生产，然后逐步地进行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后来，它们成为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营经济的主要部分。在接管过程中，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即“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并取得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解决旧中国长期存在的通货膨胀问题，稳定了全国物价。
中国共产党对大城市的成功接管，赢得了民心，与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的接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党走向全国执政创造了有利条件。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在广大乡村执好政，而且也能接收和管理好大城市，具备在全国执好政和管理好中国这样一个当时近五亿人口大国的能力。
[1]李银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3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