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展中前进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历程

在发展中前进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历程

上海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外文化汇聚点之一，是中国电影发祥地，中国图书出版重镇，中国戏剧大码头，中国文化重镇。无论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实践中，上海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努力，在国家文化发展大格局中，始终发挥着主力军作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在承载国家工业化建设重任的同时，顺应城市功能转变，努力贯彻“双百”方针，形成具有明显社会主义特征，面向大众，体现时代性、革命性、战斗性的城市文化发展格局；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伴随“一个龙头，三个中心”，“一个龙头、四个中心”建设步伐，上海文化历经复苏振兴、全面进步，繁荣发展三大阶段，城市文化面貌得到根本改观，城市文化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兴旺，并向着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阔步迈进。

一、形成面向大众的文化发展格局

上海素有中国文化“半壁江山”之誉，这里曾经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孕育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等一批文坛巨匠，聚集了周扬、丁玲、田汉、夏衍、阳翰笙、周信芳、聂耳、冼星海、贺渌汀、刘海粟等各路文化名人；这里曾经是中国的“文化码头”，各种文艺样式、流派在这里汇集，中西思想、南北文化在这里博弈；这里曾有过大光明、大上海、美琪、南京大戏院等在远东称得上一流的文化设施，并因此成为当时远东时尚文化消费的代表。但是，旧中国上海文化建设总体呈畸形发展状态，称得上精良的文化设施，不但是凤毛麟角，而且集中于租界，面向少数有产阶层，面向大众的文化设施，大多是面貌陈旧，设备简陋，相当一部分已难以为继；城市文化形态一方面繁华热闹，另一方面落后无序，鱼龙混杂，良莠并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改造旧文化，建设面向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新文化。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文化建设的历史方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与发展，与城市所处的历史方位，城市功能调整、城市环境改变、所有制革命具有密切关系。

城市功能发生重大变化。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尽快缩短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差距，尽快使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上海城市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上海服从国家战略，在把上海建设成为国内先进的综合性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方针指引下，由原来工商并重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由经济功能多元的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经济功能单一的生产性城市。城市功能的转型，经济建设成为城市建设发展的首要使命，文化建设相对处于从属地位。

城市环境发生重大改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到西方世界的敌视与封锁。上海作为中国开放度最高、与外部世界联系最广的城市，瞬间成为帝国主义势力封锁重压下的“孤岛”，整个城市形态，由原来开放的外向型城市，转变为被围困的内向型城市。城市的辐射力，包括文化辐射力减弱，与西方世界的文化交流基本中断。

所有制发生重大调整。从原来分散的市民文化运行机制(市场经济)转变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文化建设的投入从原来自主、自由投入，到所有文化产品，无论是公益性的，还是经营性的；所有文化设施，无论是面向社会，还是面向基层的；所有文化实体，无论是报社、出版社，还是剧团、各类文化组织，全部纳入计划经济框架，一切由政府投入，由政府包揽。单一的投资渠道，加上有限的财力，决定了政府虽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却苦于杯水车薪，难以满足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需求。据统计，改革开放之前29年，上海地方用于文化建设的总投资仅为20亿元，仅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2%，在全国百万人口以上城市中倒数第一。[1]

文化资源发生集中流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定都北京后，北京集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于一体，二三十年代后聚集在上海的部分文化精英，成批离沪北上，或从政，或改行；同时，服从计划经济的需要，部分文化机构，包括报纸、杂志、出版社、文化团体，或并或停或迁移北京，如出版系统的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馆、中华书局、文明书局等大型机构先后迁往北京，一定程度削弱了上海的文化实力。

(二)从改造旧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上海城市文化建设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但是，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二为”方向，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上海克服城市文化建设中遇到的种种不利因素与挑战，构建起门类齐全的国营文化机构，改造新建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设施，创作生产了大量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公共文化产品，初步形成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局面。

组建一批国营和公私合营文化单位。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改造旧文化，规划建设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按照“维持原状、逐步接管”、“先接后管，宁稳勿急”的文化接管方针，人民政府对旧有文化机构实行分类接管、整顿、改造，并新组建了一批国营文化机构和艺术团体。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经营的文化单位，先进行接管，再充实新的、有较高水平的专业人员，建立新的文化单位。如接管原工部局乐队，成立上海交响乐团，接管原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成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对私营文化单位进行登记整顿，或并、或停，组建集体所有制的文艺单位。如出版行业合并14家私营出版单位成立的上海地图联合出版社，合并5家私营出版单位成立的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电影行业合并昆仑影业公司和长江影业公司成立长江昆仑联合电影制片厂。组建一批国营文化单位。1951年后，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亦称“五五指示”)有关建立示范性剧团的指示精神，先后组成上海京剧院、上海越剧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合唱团、上海管乐团、上海人民沪剧团、上海人民评弹团、上海人民淮剧团、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上海实验歌舞剧院、上海人民杂技团等一批国营艺术团体，涵盖了上海各主要剧种，汇集了上海戏曲、曲艺、歌舞、杂技界的大部分优秀人才。同时，在电影、出版、新闻系统，先后建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华书店等国营文化机构；建立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新文艺出版社、新知识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卫生出版社、教育图书出版社、影印图书出版社等10家国营和公私合营出版机构；建立了《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青年报》、《劳动报》、《新少年报》等报业机构。

改造新建一批面向大众的文化设施。上海文化设施虽具有一定历史基础，但从总体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公共文化设施规模小，设备简陋，门类不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因地制宜，一方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些建筑质量较好的文化娱乐场所，进行修缮，发挥其作用。五六十年代，市政府多次拨款，有计划地对大众剧场、大舞台、长江剧场、中国剧场、天蟾舞台、共舞台、美琪大戏院、上海音乐厅、兰心大戏院、大光明电影院、大上海电影院、国际电影院等文化设施，进行改扩建，扩大舞台、后台，改造观众厅、休息厅设施，安装空调、舞台灯光、音响及其他辅助设施，为人民群众提供舒适的娱乐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对部分旧建筑的改造利用，建起一批公共文化设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主要文化设施，包括上海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图书馆、文化广场、上海美术馆等，都是通过改造、利用旧建筑建设起来的。1952年，根据市长陈毅提议，将南京西路325号的旧跑马总会，改为上海博物馆，陈毅为之题写馆名；同年，在原逸园跑狗场旧址基础上，建设大型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广场，其舞台设计3144平方米，观众席设计15000个座位，并在后台配备较为精良的设施。文化广场的建成，使上海人民有了一个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的场所。之后，市政府还将原跑马总会办公楼改作上海图书馆，利用原“棉布交易所”旧址重新创办了上海自然博物馆，利用已停业的康乐酒家改建成立上海美术馆，以最大程度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此外，从50年代初开始，市政府在市区边缘投资新建一批工人新村的同时，也相应进行文化娱乐设施的配套建设。1952年至1963年，先后新建了徐汇剧场、曹杨影剧院、中兴影剧院、闵行剧场等7个剧场。

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文化广场

初步形成文化艺术繁荣发展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以及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方向指引下，广大文艺工作者通过学政治、学理论、学社会发展史，特别是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政治觉悟大大提高；通过下工厂、农村、连队，上前线，主动投身社会，逐步树立面向大众的文学艺术观，创作了大量揭露旧社会罪恶、歌颂新社会新人新事、反映工农兵生活斗争的好作品。

戏剧领域通过“改人、改戏、改制”，不断改造、改革旧文化，荡涤旧文化中的污泥浊水，剔除糟粕，在现代剧创作、传统戏改编整理、新编历史剧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创作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春香传》，沪剧《罗汉钱》、《金黛莱》、《赵一曼》，中篇评弹《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淮剧《王贵与李香香》，京剧《黑旋风李逵》、《海瑞上疏》等一批经典名作。其中《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拍成电影，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大型彩色戏曲艺术片，在全国放映后创下当时国产片最高上座纪录。电影工作虽然因为“武训传”的批判而出现短时的沉寂，但随着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对文化工作中“左”的倾向的纠正，随着电影业对资改造工作以及电影国有化进程的推进，电影界因批判“武训传”而产生的消极影响得到消除，先后推出《渡江侦察记》、《鸡毛信》、《家》、《李时珍》等一批优秀电影，呈现初步繁荣。音乐领域创作了一大批歌颂祖国、弘扬主旋律、面向大众的优秀歌曲，包括贺渌汀的《人民领袖万万岁》、司徒汉的《当祖国需要的时候》、孟波的《高举革命大旗》、朱践耳的《接过雷锋的枪》、瞿维的《工人阶级硬骨头》、寄明的《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等，其中许多歌曲流传广泛，教育、影响了一代人，并成为名副其实的大众歌曲。

1956年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上海城市文化建设进一步呈现繁荣发展局面。虽然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发展，降低了部分作品的艺术质量。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0年，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是在不断克服“左”的干扰中，在不断践行“双百”方针中发展前进的，并涌现了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制高点，为城市文化建设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产。

戏剧舞台佳作迭出。1956年后，贯彻《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关于组织各类艺术工作者参加体力劳动和基层工作锻炼问题的报告》精神，结合“迎接建国10周年”活动，现代戏创作形成新高潮。广大艺术工作者通过深入生活，创作演出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现代戏，包括话剧《枯木逢春》，京剧《红色风暴》、《赵一曼》、《龙江颂》，越剧《秋瑾》，沪剧《星星之火》、《雷雨》、《芦荡火种》，昆剧《党的女儿》、《琼花》，滑稽戏《满园春色》、《七十二家房客》，淮剧《海港的早晨》，话剧《第二个春天》，以及评弹新作《蝶恋花?答李淑一》等。传统戏整理、新编历史剧工作形成新成果。包括新编舞剧《小刀会》，甬剧《双玉蝉》、《天要落雨娘要嫁人》、《半把剪刀》，京剧《淝水之战》、《海瑞罢官》，越剧《红楼梦》、《关汉卿》，昆剧《墙头马上》，淮剧《女审》、《探寒窑》等剧目，不但在当时吸引了众多观众，而且大多数作品一直流传至今。

电影艺术展现“半壁江山”风采。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直接关心下，上海电影业呈现出旺盛的创作热情，拍摄了一批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包括《祝福》、《不夜城》、《女篮五号》、《羊城暗哨》、《聂耳》、《林则徐》、《老兵新传》、《红色娘子军》、《万紫千红总是春》等，其中《林则徐》堪称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老兵新传》则是中国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影片，代表了中国电影制作技术达到一个新高；《红色娘子军》在第一届电影百花奖中荣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最佳配角四项大奖；《聂耳》则成为“以一个人表现一个时代”的力作。上述一系列经典之作，形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电影业第一个创作高峰。

音乐领域推出一批优秀作品。集中创作一批以歌颂祖国、体现时代精神的交响作品，包括吕其明创作的以开国大典为题材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丁善德创作的中国第一部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大型交响乐《长征》，瞿维和朱践耳分别创作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题材的交响诗《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交响大合唱《英雄的诗篇》，王云阶、施咏康分别创作的以抗日战争为内容的《第二交响曲“抗日”》和第一交响曲《东风的曙光》，以及刘福安等集体创作的表现南昌起义的《“八一”交响诗》等作品，形成上海交响乐创作高峰，其中吕其明创作的歌颂祖国、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展现中国人民在红旗引领下英勇战斗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其豪迈的主题，气势磅礴的乐曲，至今仍是国家重大文化活动的首选曲目。而由何占豪、陈钢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不但一面世就备受瞩目，而且以其交响乐民族化的成功实践，成为中国交响乐创作的里程碑，广为传播，久演不衰。与此同时，于1960年5月适时推出的“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则成为集中展示上海音乐舞蹈创作成果的著名平台。

小说创作形成高潮。一批取材于广阔社会实践和革命战争的优秀作品在这一阶段集中面世。继1954年推出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后，周而复的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唐克的《车间里的春天》，以及峻青的《黎明的河边》等相继面世。其中《上海的早晨》成为继茅盾《子夜》后，又一部反映上海大都市生活，反映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生、发展、衰败历程的力作，受到各界高度关注。《红日》成为当时同类题材创作最高水平的代表，《车间里的春天》被誉为上海工人文学创作初期的代表作。

出版一批有影响的好书。出版一批具有国家级水平的图书，包括大型工具书《辞海》(未定稿)、《汉语大辞典》、《英汉大辞典》、《中国美术大辞典》、《哲学大辞典》、《四部精要》、《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华文化通志》等，其中收录9万多个条目，1100多万字，上下两卷的《辞海》(未定稿)出版，为社会各界所注目。史学著作出版成果卓著，包括著名学者周谷城的《中国通史》，杨宽的《战国史》，赵万里的《中国青瓷史略》，李亚农的《殷代社会生活》、《中国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先后与读者见面。以《十万个为什么》为代表的科学文化读物出版，受到广泛好评，影响了几代人。

形成凸现“两个面向”的文化交流格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呈现“两个面向”和一个主渠道的明显特征。“两个面向”就是交流主体主要面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向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一个主渠道是交流形式以政府间互派友好访问演出为主。对外文化交流工作数量不多，辐射面有限。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上海出访的艺术团组共24个，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出访演出有1955年上海越剧院访问民主德国、苏联；1956年上海越剧院、上海京剧院、上海人民杂技团赴朝鲜、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演出；1963年上海歌剧院《小刀会》赴朝鲜演出。这一时期到上海演出的外国艺术团组共182个，给上海市民留下较深印象的有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前苏联莫斯科小白桦舞蹈团、印度乌黛香卡舞蹈团、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等。[2]

对内文化交流则相对处于比较活跃的状态。由政府出面组织的汇演、调演、观摩演出、巡回演出、展览是对内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文化交流活动主要有: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1954年华东区话剧、戏曲观摩演出，1956年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大会和由北方昆剧团、浙江昆剧团和上海传字辈演员参加的昆剧观摩演出，1958年第一届曲艺汇演，1960年全国现代戏观摩演出和全国小型话剧观摩演出，1964年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等。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在改造旧文化，传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歌颂中华民族伟大斗争精神，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火热实践和伟大成就中，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留下了一批令人瞩目的传世之作。但是，29年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也是风雨兼程，特别是10年“文化大革命”，使上海城市文化建设遭受重创，8个样板戏一统文艺舞台，大量优秀作品被打入冷宫；各级文艺院团被强行解散，大批艺术家和优秀文化工作者，或蒙冤受屈，或被下放劳动；文化设施得不到新建和必要的维护，而且还被挪作他用，致使原本不多的文化设施严重萎缩；对外文化交流数量大幅下降，上海文化建设进入曲折发展时期。

二、建设面向世界的现代化文化大都市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新时代，也开启了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新篇章。随着国家对上海城市功能定位的调整，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方位发生重大改变，城市文化建设进入一个历史发展新阶段。30年来，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成绩斐然。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标志性功能性文化设施拔地而起，重大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原创文艺精品力作先后问世，文化知名企业不断涌现，城市文化活力勃然涌动，初步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局面。

(一)实现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大调整

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城市功能重新定位，上海由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转变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转变为“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功能的改变，促使城市文化建设历史方位发生根本逆转，为城市文化建设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并直接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大调整，文化空间大拓展，文化体制大改革，文化活力大迸发。

全面调整城市文化发展战略。1985年，上海通过制定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对城市文化发展作出全面规划与部署，明确上海文化发展的远期战略目标，“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过程中，使上海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中心”，近期战略目标是“创造条件，使上海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之一”。[3]进入21世纪，上海被列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城市，上海通过制定《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年)》，进一步明确21世纪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走向。围绕着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纲要明确，到2010年，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建设文明城市，建设学习型社会，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努力走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列，达到与上海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奋斗目标相协调的城市文化新水平。按照这一总体目标，《纲要》对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推动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培育文化市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等事项明确了具体要求。[4]2007年，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明确上海要“努力走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列”，并提出“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文化要素集聚、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文化创新活跃的文化大都市”[5]的奋斗目标。城市功能转型促使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大调整，文化建设的内涵、任务、地位随之发展重大转变，城市文化建设进入全面快速发展新时期。

(二)实现城市文化建设空前繁荣

改革开放30年，上海文化从凋零中崛起，在解放思想旗帜引领下，按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把握文化建设的特点与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朝着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标，历经复苏振兴、全面进步、繁荣发展三大阶段，不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加强城市文化建设，提高城市文化创造力，强化城市文化功能，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全面发展，城市文化面貌根本改观，城市文化实现空前繁荣。

1.复苏振兴，迎来百花齐放的艺术春天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引领中国走进改革开放新时代，也揭开了上海城市文化建设新篇章。按照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海文艺界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禁区，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方针指引下，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城市文化建设得到全面恢复，文化事业重新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

恢复建立文化艺术机构和团体。伴随着拨乱反正的进行，一大批老艺术家得以落实政策，重新复出，一大批中青年艺术骨干重新归队，重返艺术岗位；上海昆剧团、上海京剧院、上海交响乐团、上海民族乐团、上海乐团、上海芭蕾舞团、上海歌舞团、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话剧团、上海滑稽剧团、上海人民淮剧团等市属文艺表演团体得到恢复调整或重组新建；市文联和市作家、电影、戏曲、美术、音乐、摄影、舞蹈等文艺机构相继恢复。艺术家的复出与归队，艺术机构的恢复与重组，为上海城市文化的复苏与振兴，奠定了重要的队伍基础。

复演复映复刊再版工作全面推进。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艺术家迸发出旺盛的创作热情，纷纷投入复排复演工作，越剧《西厢记》、沪剧《鸡毛飞上天》、淮剧《九件衣》、昆剧《十五贯》、评弹《杨乃武与小白菜》、管弦乐曲《红旗颂》、歌曲《洪湖水浪打浪》、《绣金匾》等，陆续与观众重新见面，被禁锢了10年的文艺舞台重新恢复盎然生机；一批优秀电影作品，包括《红色娘子军》、《林则徐》、《阿诗玛》、《聂耳》、《不夜城》、#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恢复公映；《上海文学》、《收获》、《萌芽》等文艺专业刊物陆续复刊，停刊16年之久的《新民晚报》，重新与读者见面，《子夜》、《家》、《铁道游击队》、《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斯巴达克思》、《牛虻》、《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唐诗选》、《宋词选》等中外文学名著重印再版，上海城市文化呈现久违的兴旺景象。

话剧《于无声处》剧照

创作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复映复演复刊的同时，经受了10年压抑的上海城市文化，爆发出旺盛的创作活力。在“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指引下，本着繁荣文艺，反思历史，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多彩、喜闻乐见优秀作品的初衷，文化战线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博采众长，大胆实践。既深刻反省历史，又热情讴歌时代；既注重创作现实题材作品，又不摒弃优秀传统作品，并不断探索新的艺术表现手法，创作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形成了新时期城市文化建设第一次高潮。

以话剧《于无声处》为引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复杂多变政治生活，特别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思，揭示极“左”路线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作品，成为这一阶段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从电影《巴山夜雨》、《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到话剧《血，总是热的》；从巴金、王西彦的散文集《随想录》、《炼狱中的圣火》，到小说《伤痕》、《剪辑错了的故事》、《人啊，人!》；上海文化人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和爱国情怀，让人们从共和国曲折发展的历程中汲取教训，珍惜未来。

题材丰富、形式多样的电影、戏剧，更为这座城市奉献了久违的文化盛宴。无论是电影《傲蕾?一兰》、《从奴隶到将军》(上、下集)、《苦恼人的笑》、《城南旧事》、《喜盈门》、《咱们的牛百岁》、《咱们的退伍兵》、《大桥下面》、《高山下的花环》、《日出》、《庐山恋》，还是话剧《血，总是热的》、《第二次握手》、《再见了，巴黎》、《与魔鬼打交道的人》、《陈毅市长》、《孙中山与宋庆龄》、《生命?爱情?自由》、《魔方》、《屋外有热流》、《街上流行红裙子》；无论是京剧《谭嗣同》、昆剧《蔡文姬》、越剧《鲁迅在广州》、淮剧《母与子》、沪剧《姊妹俩》，还是滑稽戏《路灯下的宝贝》、《阿混新传》等，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类创作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令人欢欣鼓舞，目不暇接。

但是，在上海城市文化发展良好开局的背后，一系列制约城市文化发展的问题，包括文化设施陈旧、文化人才短缺等，也日益显现。特别是新时期上海城市文化的形态、特征、走向、途径、目标等问题，都缺乏全面的规划。为此，1985年后，上海制定了《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汇报提纲》《中共上海市委关于“七五”期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实施规划》。明确上海将通过文化体制改革，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社会化、多渠道的文化融资环境，以繁荣城市文化创作，改善城市文化设施，扩大城市文化交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上海开始探索文化发展新路。

探索文化发展新机制。为解除传统体制对文化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一是在部分文艺院团开展以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艺术总监制、院(团)长负责制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一定程度解除了传统体制对文艺院团生产力的束缚，迈开了冲破传统管理体制的第一步；二是调整财政税收政策，通过对部分文化单位实施“零承包”等文化经济政策，将宣传系统上交的所得税全部退返，作为上海文化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增强对文化事业发展的扶持力度；三是多渠道募集社会资金，通过成立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争取国内外团体和个人的赞助，并通过融资经营，不断扩大基金会规模，探索社会支持文化事业的新途径。

推动文化事业新发展。改革促进生产力发展。顺应时代发展，转变文艺观念，遵循艺术规律，借鉴多元表演理念，追求新颖表现手法，出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较高的作品。京剧《曹操与杨修》、《盘丝洞》，沪剧《雾中人》、《清风歌》，昆剧《长生殿》、《潘金莲》，话剧《安东尼?克莉奥佩特拉》、《芸香》，越剧《西施归越》、《血染深宫》，滑稽戏《GPT不正常》等成为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芙蓉镇》、《人?鬼?情》、《T省的八四、八五年》，则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标志性作品。同时，“中国第一部先锋派戏剧”――《屋里的猫头鹰》，以及用越剧、昆剧改编的莎士比亚名剧《第十二夜》、《马克白》，也获得重大成功。

开创文化交流新局面。对外文化交流取得突破性进展。围绕“使上海成为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之一”的目标，交流范围完全突破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国家范畴，一方面以上海博物馆丰富馆藏，以及各艺术院团传统名剧为主打，让中华优秀文化、中华瑰宝最广泛地走向世界。1986年上海歌剧院舞剧团赴法国演出《凤鸣岐山》，引起法国社会的极大兴趣，当地媒体称此剧的表演艺术与舞台艺术是“力量与美结合的东方维纳斯的化身”，“使人几乎不知自己是在天上还是在人间”。另一方面通过连续举办外国电影回顾展，世界著名画家画展，不断吸纳世界著名艺术团体来沪献演名品佳作，初步形成中外文化交汇的热闹景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具有突破意义的事件，是上海开始尝试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86年1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第一个国际性艺术节，也是上海举办的第一个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举行，由此，开启了上海文化交流的崭新局面。

2.全面进步，推进文化建设跨越式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发展与进步最快的时期之一。在80年代恢复振兴，探索发展新路基础上，进入90年代，文化体制改革全面推进，文化生产关系进一步理顺，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发展环境进一步优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逐步建立。文化事业全面发展，文化设施建设突破瓶颈，取得辉煌成就；文化原创力逐步提高，形成一批精品力作；文化交流能级不断提升，国际艺术节形成品牌效应。文化产业加速推进，主体产业板块初具规模，城市文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在80年代部分院团体制改革基础上，1992年起，在全市文艺院团推行全员聘任制改革，实现内部机制转换，形成竞争上岗、择优聘用新机制，基本解决队伍臃肿问题，调动了在聘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了艺术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文艺院团建制，改变文艺院团建制分散，资源分散，配置不全，文化生产力不足现象，市属演奏团体由六个合并为四个，话剧院团“拆二建一”，院团整体实力与发展活力增强。改进政府对文艺院团的投入机制，探索媒体托管文艺院团新模式。将16家市属文艺院团分三类实行分类委托管理:第一类是国家重点保护剧种，包括交响乐、京剧、昆剧，委托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直接管理，主要由政府投入；第二类是芭蕾舞、歌剧等剧种，交给有实力的媒体或其他社会单位管理，政府给一定的优惠政策予以支持；第三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剧种，如滑稽剧、杂技等，将它们推向市场。不断改革文化管理体制。2000年4月，原上海市文化局和原上海市广播电影电视局建制撤销，成立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实现“文广合流”。2001年4月，组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与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实现“政企分开，管办分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转变职能，主要对全社会、全行业实行管理，推动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构建文化产业扶持体系，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构建文化市场监管体系，提高市场监管水平；构建文化艺术创新体系，促进艺术繁荣。通过组建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等文化集团，使文化企业与原来所属政府职能部门脱离行政隶属关系，通过优化文化资源配置，聚焦主业，形成主导产业能力和竞争力；通过资产重组，倡导产权和产权主体多元化，允许不同经济成分参股，切实转换经营机制，提高文化生产效率和效益。

文化设施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文化设施，特别是大型文化设施建设，负债累累。20世纪80年代，上海在财力十分有限情况下，投资6个亿，对原有文化设施进行改造利用，同时建设一批新的大众娱乐设施，但标志性、功能性文化设施建设仍然缺乏。文化设施的制约，使上海与世界一流文化活动失之交臂。90年代初，面对城市文化设施陈旧落后的现实，上海提出建设东方明珠电视塔等十大文化标志性建筑的目标。通过土地批租、银行贷款、股票上市、合作合资经营、市区联动等市场运作方式，率先闯出了一条利用市场机制筹措建设资金的新路，文化设施建设取得辉煌成就，到2000年，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大剧院、上海影城、上海书城、东方明珠电视塔、上海马戏城、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上海美术馆、上海影城、文新报业大厦、解放日报新闻大楼等25座文化标志性建筑在上海市中心拔地而起，仅10年时间，就彻底改变了上海城市文化设施陈旧落后的历史面貌。

文化建设形成新高潮。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上海重铸城市功能，重塑城市形象，着力繁荣文艺创作，大力推进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建设，积极打造文化产业主体板块，形成文化建设新高潮。艺术创作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创作评选为契机，以迎接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庆祝香港回归、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和上海解放50周年、迎接新世纪等重大节日庆典为载体，创作了影片《开天辟地》、《鸦片战争》、《生死抉择》，话剧《商鞅》、《OK?股票》，新编历史京剧《贞观盛事》、神话京剧《宝莲灯》，新版越剧《红楼梦》、《舞台姐妹》，淮剧《西楚霸王》，舞剧《闪闪的红星》、《苏武》，交响合唱《飞向太阳》等一大批优秀文化作品，促进文化事业快速发展，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文化交流以重大国际性节庆活动为载体，以国际艺术节为平台，先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国际魔术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等大型国际性艺术节，吸引了众多国家和地区高水平的文艺团体和艺术人员参加，极大提升了城市文化交流能级，文化交流呈现一派繁荣兴旺景象，文化“引进来”战略取得历史性突破。文化产业以组建产业集团为抓手，努力塑造文化市场新主体。1992年4月24日，上海组建全国文化领域首家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此后，相继组建了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电视(集团)公司、永乐电影电视集团公司、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动画影视(集团)公司、上海东方网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华发行集团、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文化产业集团组建工作基本完成，广播影视、报刊出版、文化娱乐三大文化产业主体板块基本形成。

3.繁荣发展，向着文化大都市建设迈进

进入21世纪，根据中共中央上海要走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列的要求，围绕“建设文化大都市”，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抓住承办2010年上海世博会契机，制定《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年)》，明确到2010年城市文化发展的宏伟蓝图，实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事业持续繁荣发展，“三品”工程成果丰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顺利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成效显著，文化产业全面加速发展，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卓有成效。

切实推进文化体制综合改革。抓住上海作为首批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地区之一的有利时机，启动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在宏观层面，通过改进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转变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健全文化领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建立公益性文化事业资助平台、建立文化产业投资平台、实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发展文化行业协会等改革措施，基本形成新型文化宏观管理体制框架。在微观层面，通过把原市属文化企事业单位划分为国有文化事业单位、重要新闻单位、需要转制的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国有独资文化企业四种情况，各有侧重地推进改革，稳妥完成上海电影集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的整体转企改制，完成上海新华发行集团的所有制改造，完成东方明珠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微观领域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文化事业持续繁荣发展。围绕把上海打造成文化事业繁荣的文化大都市目标，着力推进“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以及上海文艺精品、优品、新品“三品”工程，推进重大文艺作品创作，努力构建文艺创作高地，创作生产了话剧《商鞅》、京剧《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昆剧《班昭》、杂技剧《天鹅湖》、多媒体梦幻剧《ERA―时空之旅》、电视剧《亮剑》、《诺尔曼?白求恩》等一批获得国家级、市级荣誉奖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佳的精品力作，有力提升了上海文化品质，推动了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以文化广场改造、世博演艺中心建设、上海历史博物馆建设、大世界修缮改造、上海群艺馆改扩建等为标志，新一轮标志性、功能性文化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启动并扎实推进百个博物馆、百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百个剧场、百座城市景观雕塑、百处优秀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五个一百”工程等设施建设，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积极实施文化“引进来”“走出去”战略。通过组织“为中国喝彩”――卫星双向传送、中国文化年“上海文化周”等一系列大型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创新对外文化交流方式途径，加大对外交流力度广度；继续做好政府间文化交流项目的同时，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加大文化出口贸易力度，大型原创舞剧《野斑马》率先闯出中国现代艺术精品在国际舞台“商业巡演”模式，杂技梦幻剧《ERA―时空之旅》则首创文化项目“出口不出国”模式，“走出去”战略取得新突破。以各类国际性艺术节为平台，以努力吸纳世界各国名团名剧名家名展汇聚上海为目标，“引进来”战略取得新突破。世界顶级乐团频繁造访，各国经典艺术竞相上演，国际一流明星纷至沓来，各类艺术展览接踵举行，城市文化交流能级大幅提升，城市文化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热闹景象，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成效显著。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文化产业全面加速发展。在继续发展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娱乐主体文化产业的同时，积极发展文化创意、新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文化创新体系建设卓有成效。2004年浦东张江文化科技创意产业基地正式挂牌，高科技与文化产业发展开始携手。着力推进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到2006年底，经过政府4次授牌，上海创意产业集聚区达到75家。2006年上海市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占到全市GDP的7.5%。[6]移动电视、数字电视、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等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户外、楼宇等各种视音频新媒介层出不穷，传统媒体与新技术结合不断深化。网络游戏产业形成规模，涌现了如盛大网络、第九城市、久游网等一批网络游戏知名企业，其中盛大网络、第九城市已成为国内互动娱乐龙头企业。到2007年，文化产业总产出达到2718.95亿元，上海已经拥有“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联和院线、“盛大”、“九城”、“分众传媒”、“新华传媒”、“第一财经”、“SMG”等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知名文化企业和知名文化品牌。

改革开放30年，在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践中，上海城市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文化面貌发生重大变化，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文化创造力不断提升，文化大都市建设成效显著。

三、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启示与展望

回望上海城市文化发展60年历程，从改造旧文化，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历经挑战、曲折，不断探索、实践，在为人民群众提供基本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要的同时，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扩大城市文化影响力，城市文化面貌、文化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城市文明程度大幅度提高。60年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启示:

(一)构建与城市功能相适应的文化建设目标，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前提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城市功能由综合性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上海城市文化发展，必须与工业城市的功能定位相适应，文化建设必须从属于经济建设，服务经济建设，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就是在集中精力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改造旧文化，建设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价值体系的面向大众的新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改革开放新时期，上海城市功能重新定位，由国家重要的工业基地，转变为开放型、多功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转变为“一个龙头，四个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为此，上海城市文化建设目标就提升为建设国内外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化中心，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上海城市文化建设跃上发展快车道，城市文化面貌焕然一新。

(二)建设富有活力的文化体制，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文化体制是主导城市文化建设的根本制度，是城市文化发展的动力引擎。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高度集中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对建设面向大众，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毋庸讳言，原有文化体制运行中，也遇到了一系列问题，包括经费的瓶颈，一定程度阻碍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针对原有文化体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充分认识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发展的推动力，不断探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坚持不断改革，积小步为大步，积小胜为大胜，不断调整文化生产关系，消除影响城市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全面发展，文化产业加速推进，城市文化面貌发生重大改变。

(三)建设开放的文化环境，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根本选择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也是上海的文化精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殊的政治环境，上海调整城市文化交流工作，形成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和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文化开放基本格局，上海作为“文化码头”的功能基本丧失，城市文化活力有所削弱。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国门初开，到全方位、多层次开放格局的形成，上海再度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在全方位开放格局中，文化开放成为重要内容。在改革开放大旗引领下，上海主动以积极姿态加入世界文化交流和竞争，广泛开展国内外文化交流，坚持文化“引进来、走出去”并举战略，“引进来”战略硕果累累，“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城市文化交流领域、层次日趋多样化，交流形式、内容日趋多元化，文化交流全面推进，文化合作日益广泛，形成面向世界的全新文化交流格局，极大提高了城市的文化活力和创造力。

回顾历史，昭示未来。站在新起点，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作出的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上海要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大都市的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着力加快一个中心、三大体系建设。

加快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在努力使上海成为展示中华优秀文化，荟萃国外经典文化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外文化合作和交流，加快文化“走出去”步伐。努力输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提高文化产品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完善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的竞争机制和营销体系，深度开发民族题材、中国题材、当代题材，为世界各国观众接受的优秀作品，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使上海成为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府对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提高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不断扩大公共文化覆盖面，促进公共文化资源共建共享，让更多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加强对城市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使城市文脉得以永续。

加快推进文化产业体系建设。通过改革，构建有优势、有特色、有竞争力的文化产业体系，使文化产业的成长既与城市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相适应，又与发展现代服务业、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战略相契合。不断培育有创新能力的市场主体，使文化产业成为上海城市经济的支柱产业，使上海成为面向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文化产品流通交易中心，成为服务全国的文化创意中心和实施文化产品“走出去”的战略前沿，成为亚太地区著名的现代艺术之都和国际高端文化产品的制造基地之一。

加快推进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构建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体系。转变文化行政部门职能，有效发挥对文化市场的调控作用，把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建立健全门类齐全的文化产品市场和文化要素市场，依法为各种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机会。针对不同产业、不同产品制定相应政策，更多采用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标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加强对文化市场的依法综合监管，净化文化市场。

60年艰苦奋斗，60年成果辉煌。60年来，上海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海纳百川、与时俱进、融合中西、追求卓越的文化品格，城市文化在探索、磨砺、改革、创新中发展前进，城市文化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城市文化实力空前提高，城市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城市文化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文化大都市雏形初具。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谢黎萍执笔

[1]《改革开放30年上海文化领域改革研究》，2008年。

[2]《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3]《关于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1986年10月。

[4]《上海文化发展规划纲要（2004―2010年）》，《上海文化发展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29页。

[5]习近平：《努力开创“四个中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的新局面》，2007年5月24日，《解放日报》2007年5月30日第1版。

[6]《人丁兴旺?财源茂盛》，《解放日报》2007年3月18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