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梨园口到星星峡—记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1936年10月下旬,红军第三十军、第九军、第五军、骑兵师、特务团、教导团、妇女团加上总部机关共21000余人,先后在甘肃靖远地区西渡黄河,于11月上旬组成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便于统一领导,领导机关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
西路军在甘肃境内河西走廊的进军途中,与西北回族军阀马步芳、马步青等数倍于我之敌军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浴血奋战,用无数英烈的鲜血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一页可歌可泣的悲壮史篇。
1937年2月倪家营子战斗以后,3月中旬的一天,徐向前总指挥把我(当时我任总指挥部情报科长)叫到他的指挥部,问:
“有无祁连山地图?”
“有,是一个月前调查时绘制的草图。”
“拿来我看。”
我回去迅即将草图呈上,徐总指挥边看边问:
“有无祁连山向导?”
“有,是个少数民族,一个月以前物色的。”
“可靠不可靠?”
“以上宾待之,感情相处很好,并给了他一套少数民族服装,一支枪,一匹马。”
徐总指挥接着说:
“今晚行军集合时,你带向导到集合地点找我。”
当日未下达行军命令,从行进的方向,知道要进祁连山了。徐总指挥边走边问山里的情况。
入夜,红三十军历经血战保留下来的部队从梨园口进山,宿梨园堡。这是个不大的镇子,约有近百户人家,依山筑有围墙。部队立足未定,敌军即衔尾追来,包围了梨园堡。经过激烈战斗,我军突围再次被迫向深山转移。在行进的路上,曾传六、黄火青和我同行时,遇到三十军政委李先念,他叫我们留下随三十军行动(当时总指挥部机关干部统统编入干部团)。不几日,传出消息说,中央同意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并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以李卓然为书记,李先念为副书记。
部队沿祁连山脉西进的途中,敌情不明,路线不清楚,食粮发生极端困难。一天傍晚,李先念政委要曾传六(当时任西路军总部保卫局长)、黄火青(当时任西路军九军政治部主任)和我三人一起,先行一步,设法解决食粮、路线和向导三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如何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心中无底。历史上清朝的军队对这一带回族的反抗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回汉两民族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加之敌人对红军进行造谣诬蔑,使祁连山区的游牧民族皆闻讯逃避,给我们的行动带来极大的困难。
我们三人行至一个山顶上,天将黎明时,议论奔向何方,一种意见主张待天亮后在山上观察,哪里有情况就奔向哪里,另一种意见认为游牧民族熟悉当地情况,当发现他们时,我们下山,他们早已跑掉了。商定兵分两路,曾、黄二人在山上观察,由我带一名警卫员下山去闯。
我和警卫员拉马下山后,天已黎明,忽然发现路面上有模模糊糊的羊、马脚印和未干的羊粪蛋,判断畜群离此不远,随即沿着这些脚印痕迹摸索行进,猛然间,山口的山顶上有人向我们开枪,并大声高喊。我们驱马加鞭向山沟里急驶,果然有百十只羊和一些马在山沟的尽处,当一个牧民抱着一个幼儿正要跨马逃走,我们赶上去把他拉住,他拿利刀向我们刺来,我的警卫员上前把刀夺下,不得不将他捆绑起来。纵观四周,临近山顶上有数十人,如果这些人下来,我们只有两个人就不好对付了。我看守着人,令警卫员尽快把羊群往回路上赶,可是羊、马不听使唤,来回打转,我生气地说,你来看守人,我来赶羊。我赶也是赶不动,经过亲身经历,方知牵马赶羊并非易事。正在为难之际,忽然三十军的一个参谋(因他有点耳聋,大家都叫他聋子,名字忘记了)骑着一匹骡子顺路而来,不禁喜出望外,要他立刻回去报告,火速派部队来。就这样,食粮问题暂时解决了,也是出山前解决食粮困难的唯一一次。
这个牧民被带回来以后,不吃不喝,哭泣不止。因为语言不通,只得用手势等向他示意说,出于无奈,才把羊、马杀掉吃了,并当即取出金锭给他作赔偿,他坚不收受,看表情是对我们不信任。可是,当他观察到我们与原来的那个少数民族向导亲密无间时,态度稍有缓和,经过再做工作,主要是在生活交往中来感化他,他的疑虑解除了,金锭也收下了,流露出一种信任和喜悦。待他情绪稳定后,我们便同他促膝而谈,用打手势,就地摆石子的方法,来确定地名、位置、地形、河流等,绘制成草图。他还答应作向导给我们带路。食粮,路线和向导这三项任务是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了。先念同志等都非常高兴。
部队仍继续西行,在草图的前进路上有悬崖峭壁,车马难以通过。我向先念同志等提议:部队在原地露营,我和警卫员、向导连夜搜索前进,沿途设路标识别,如果有敌情或牺牲了,他人立刻回报;如果无法通过,立即回转;如果可以通过,就地等候。就这样,我们三人骑马先行,当到达有障碍地点时,虽然山势奇陡,但尚可通过,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们就地休息等候,中午时分,部队到达了。
我们一直在高山气候中行进。征途中困难一个接一个,在迷失了方向之后,我们艰难地爬上一座山顶。山上,狂飚呼号,卵石滚飞,寒光照单衣,气短腹中饥,令人难以支撑;脚下,山岭像巨大的#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银蛇亘卧南北。原来,这就是地理上的分水岭,乃祁连山最高峰,海拔5500多米,依此来判断我们所在的位置,山外对面便是肃州(酒泉)。
部队西行到石包城以北一个地方时,来了一个自称是国民党某县党部书记长的人,持有一封致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程世才、李先念等人的诱降信,并威胁说,如果不投降,则要如何如何。当我们询问安西城内情况时,该人说,刘呈德骑兵团已到达城内。我们半信半疑,仍继续向安西城行进。在到达城边时,城墙上枪声四起,敌军出动,把我军包围于城边的村庄里。这是出山以后与敌遭遇的第一次战斗。看来,继续西进的道路已被封锁了。这时,李卓然同志找我谈,要设法找到一条西进的路。安西城西有一条疏勒河,河面不宽,但河底淤泥甚厚,人畜过河下陷,不能跋涉。我派出一个得力的侦察员,找来一个过去走私的人,他说,离此不远的河底铺有一条很窄的石子路,走私的人从这里偷偷涉水而过。当晚,我们在这条走私路边插上标记,部队撤出战斗,从这里过了河。
过河后,进入一个三角地带。因为这里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一些老财们因战乱携带家属和财物躲在这里避难,却万万没有料到红军要从这里过河。第三十军首长立即下令:不准没收和抢占这些人的财物,违者严惩,部队很快从这里直插安西至星星峡之间的红柳园子。
4月26日黄昏之前,我军尚有800余人到达红柳园子,与跟踪而至的敌人骑兵展开最后一次激战,大家分头突围,一些同志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军未予追击。事后到了新疆才了解到,甘肃的马家军曾同新疆的盛世才订有密约,以红柳园子为界,越界者必遭反击。因此,马家军深恐中伏击,未敢对我追击。
当时冲出包围圈,会合在公路边上的一些高级干部中,有李卓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曾传六、黄火青、苏井观、宋侃夫等及其随行人员和我,当大家一起商量今后的走向时,我建议向山里走,这样敌人要想捉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而如果沿公路走向星星峡,敌人骑兵一追,难免遇难。大家同意,决定由我带路再进山区。这里是一片茫茫的戈壁滩,一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大家衣服里长满了虱子,休息时便抽空捉害虫。戈壁滩上烈日当空,气候极为干燥,又三天滴水未进,渴得嗓子象要冒烟,有一点救命的干粮也难以下咽,既渴又饿。这是进戈壁滩前我没有料到的。回想当年过雪山草地时,没有干粮,还能以野草充饥,一时还不致饿死,现在几天滴水未入,相比之下,更难以忍受。就在这时,忽然看到远方有一片淡绿色的汪洋大海,大家高兴地奔去,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回头一看,又是一片汪洋,于是认为走错了方向,又往回奔,仍然是一场空。两次奔跑,大大消耗了体内的水分,疲惫已极。静下来一想,莫非就是“海市蜃楼”!在无可奈何时,一位同志的马不见了,他去找马,发现这匹马嗅到了水,于是马上回来告诉大家,立刻奔向这个有水的地方。这是一个方圆约十几平方米的积水潭,深处不足二米,水面上绿苔丛生,孑孓在水中游动。见到这救命的水,同志们的兴奋之状难以言表。大家喝足吃饱后,苏井观同志幽默地说,我这卫生部长也不讲卫生了。
大家边休息边商定:奔向星星峡。当时由于对新疆的情况不了解,不准备在新疆久留,仅准备做匆匆过客。为预防万一,便各自编造自己的身份,如医生、文书、马夫等。行进中隐约看到远处两山环抱,中间洞开,顾名思义,知道这里就是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忽然看见对面开来一辆大卡车,莫非是敌人搜索来捉我们?!先念政委命令:立刻卧倒,准备战斗。汽车上的人发现我们后,立即停止前进,并手摇红旗向我们示意。这下子把我们弄糊涂了,红旗是我们的红旗,难道是敌人施计谋来捉我们?!车上的人仍在原地摇动红旗。于是,先念向曾传六、黄火青和我说,你们三人前去探个明白,我们在这里准备战斗。接触后,车上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副官,陈云同志已到星星峡,知道你们在山里,特地要我乘车来接你们。”为了弄清虚实,我们详细询问了陈云同志的年龄、说话的口音、身材等情况,以及已到达星星峡的同志们的情况,经过对话和观察,方知确是自己的人。于是我们三人回身告诉其他同志说:“你们来吧,是自己的人,来接我们的。”大家乘坐这辆卡车到了星星峡。看到陈云同志时,每个人都不禁泪如雨下。陈云同志说:“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党的财富,到后方好好休息,恢复身体。”次日,到达星星峡的400多位生死与共的战友们在一起庆祝了五一国际劳动节。随后同乘汽车去迪化(今乌鲁木齐)。
从1937年3月12日进梨园口到4月30日抵星星峡,其间,整整49天。这是在人烟稀少、冷热无常、飞砂走石的高山和戈壁滩上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独身支撑的49天。也是诸位坚贞不拔、忠于革命的战友同生死、共患难,终于胜利地躲开敌人追击的49天。就此,写下了西路军历史的最后一页。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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