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

成都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

1949年12月27日，成都宣告解放。从此，历尽沧桑的古城成都进入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的历史新时期。

1950年3月，随着接管工作的顺利结束，成都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按照党的《共同纲领》的规定，开始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改革与建设方面。在3月16日至22日召开的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上，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号召全市人民“为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成都而奋斗!”

成都是全国最后一个解放的大城市，临解放时，大批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溃逃于此，全国许多地方的国民党政府机关人员和散兵游勇也麇集于此，加之近40余万的国民党军队溃败于成都附近，对成都原本薄弱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十分艰巨。面对困难，成都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坚决贯彻党的《共同纲领》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城市工作路线，有重点，有步骤地开展了农业、工商业和交通业的恢复、调整与发展，实施了城市新民主主义改革、整风运动和“三反”、“五反”，为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了条件。

一、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一)抢修都江堰??

“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1]，而水利又是农业的命脉。灌溉着川西14县、520余万亩田地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自古就是川西平原农业赖以生存和繁荣的重要命脉。

解放前，都江堰水利工程因连年战争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已经十多年没有大修过了。1949年冬季的岁修，本应在10月下旬就开始进行，但直到12月还没有开工。对此，中共四川地方党组织高度关注。四川解放前夕，中共川康特委负责人马识途等前往西安向贺龙司令员汇报四川地方情况和工作时，就谈到如果都江堰水利工程失修，将会耽误明年的农业灌溉，影响成都平原的农业生产，甚至造成严重的洪涝灾害。贺龙等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进军四川途中，在广元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做出决定:川西解放之后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抢修都江堰，并指定由成都市军管会农林水利处副处长王希甫专门负责，入城后立即携专款去灌县督促办理此项工作。

1950年1月1日，成都市军管会成立当天，立即决定从都江堰岁修工程入手，拉开恢复和发展成都农业生产的帷幕。1月4日，川西水利局军事代表王希甫率工作组到灌县，成立都江堰临时督修处，领导都江堰岁修工程。同日，军管会向全市人民宣告:为抢修都江堰水利工程，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军管会决定在税收尚未就绪，部队供给尚有许多困难的情况下，拿出3亿元[2]解决开工困难，争取岁修工程的按期完成。1月11日，针对岁修面临的诸多问题，军管会及时召开水利工作会，作出三项决定:其一，政府保证工程工米的供给；其二，责成各县制定精确的工程计划与经费开支预算；其三，中国人民解放军每天派出1000人参加抢修工作。

解放军184师接到抢修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命令后，先后派出550团、551团和552团参加岁修工程。1月16日，550团率先赶赴工地揭开了战幕。1月的川西平原，正是隆冬季节，都江堰河坝里更是寒风刺骨……而且由于土匪暴乱，成都到灌县的公路不时中断，物资运输、人员往返以及施工工地经常受到国民党匪特的袭扰，部队官兵们以战斗的姿态，一手拿枪，一手拿镐，与参加岁修的民工们同心协力，攻坚克难，开工当天就挖泥沙乱石800多立方米。贺龙同志得知这一喜讯后，当即写信，表扬全体指战员。

这封充满激情的亲笔信，极大地鼓舞了工地上的全体指战员和民工，同志们以更大的革命热情投身忘我的劳动。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岁修任务。4月2日，都江堰放水仪式提前举行。像都江堰这样规模巨大的水利工程，过去最早也要到每年的4月5日才能开闸放水，而这一年，虽然岁修工程被国民党政府耽误了两个多月，但在清明前就提前放水了。对此，人们奔走相告，无不称赞这是一桩奇迹!岁修工程的顺利竣工，使川西平原的农田及时得到灌溉，为成都解放后第一年的农业丰收，创造了条件。

在抓好都江堰岁修工程的同时，成都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组织力量紧急调拨救急粮，帮助广大贫苦农民渡过春荒，并通过发放农业贷款、收购农副土特产，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式，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困难，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在有力的政策引导和资金、物质支持下，1950年成都农业生产在遭受重大匪患、地方极不安宁的情形下，农业总产值仍然高于1949年。

(二)开展土地改革

解放前，四川农村土地集中的程度为全国之冠，而成都农村的土地集中情况尤为突出。统计显示:当时，成都郊区有土地8406亩，其中75%为地主富农占有。闻名全国的大邑县安仁乡大地主刘文彩占地1.2万亩，庄园28处。成都附近的华阳县白家乡97户地主占有田地1.7万亩，每户平均176亩多，而300户中农、贫农每户平均仅有田地0.4亩，还有143户贫农没有土地。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了由中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新解放区农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7月，成都市委和市政府根据《土地改革法》，开始在成都市郊农村着手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为此，成立了成都市郊区土地改革委员会和土改工作团等具体领导土改运动的工作机构。中共成都市委秘书长曹振之担任土改工作团团长，抽调了120余名干部为土改工作团成员，首先在城郊的青龙乡、驷马乡、隆兴乡等开展试点。

按照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和川西区党委、行署的部署，成都农村的土改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行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四大运动。所谓“减租”，即根据《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的规定:所有的封建地租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25%，减租后租额最高不得超过土地正产物的35%，超过者应再减低至35%。所谓“退押”，即要求地主退还佃农在向地主租地前所交纳的大额押租金(即保证金)。11月，以成都、郫县两县试点为先导，川西平原各县结合清匪反霸，普遍地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整个运动一直持续到次年才基本结束。这场运动的具体做法是:各县首先组织工作组下乡，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做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土改政策，发动群众揭露地主转移隐瞒资财、抗拒退押的破坏行为，展开说理算账斗争，同时组织开明士绅和其他阶层人士进行劝说催收。对于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则实行减免政策，以达到分化瓦解地主阶级，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人的目的。??

为了妥善处理居住在成都市区的地主兼工商业者的减租退押事宜，成都、华阳、双流、温江、郫县、新繁、新都等7县农民协会在成都成立了七县农协驻蓉联合办事处，由中共川西区党委副秘书长王定一任办事处主任。?ッ?泽东同志在1951年1月对这种方式予以充分肯定。

在减租退押运动中，各地结合开展清匪反霸斗争的需要，纷纷召开群众性的斗争大会，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反对恶霸地主、肃清残余匪特的斗争。当时规定的清匪对象是:参加叛乱，已逃亡者；参加叛乱，罪恶严重，又未自新和交出武器者；虽曾自新，但继续作恶者；反革命现行犯。为了促进运动的蓬勃开展，各县均成立了由县长兼任主任的清匪委员会。在清匪反霸运动中，通过报经上级党委、政府批准，捕捉和处决了一批匪首、特务和民愤极大、罪恶昭著的恶霸地主，极大地净化了社会治安，打击了不法地主的嚣张气焰，有力地推动了减租退押运动的向前发展。到1951年4月底，原温江专区全区共退押租折合大米3.5亿余斤，占应退押租总数的74%，每个农民人均退押租折合大米150斤。??

从1951年2月起，土改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面土地改革时期。成都地区在土改运动第二阶段中，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生产”的方针政策。经过了宣传政策，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分清敌友，组织群众开展斗争；没收征收，查田评产，进行土地分配；以及建立乡村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生产等程序。实行了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对恶霸地主实行赔罚，对罪大恶极的地主经批准后进行镇压处决)，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对小土地出租者或小土地经营者均不以地主富农论，对土地占有量未超过当地人均200%的革命军人、烈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等保留不动，对工商业兼地主出租的土地予以征收，其他财产及合法经营的工商业予以保护等政策。??

至1952年春，成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成都郊区农民人均分得土地1亩左右，原温江地区的农民人均分得1.54亩。贫困农户还分得了地主、富农被没收或征收的农具、家具和多余的粮食。??

由于吸取和借鉴了老解放区土改工作的若干经验教训，成都在土改工作中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较为稳妥。过去在老解放区部分区域曾出现过的用刑讯逼供方式追查地主的浮财、将土改工作与整党审干结合起来、命令一些地富出身的干部回乡接受工作团考察等违背党的土改政策和干部政策的极左过激行为，均得以避免。??

参加第一期土改的成都温江县永盛乡于1951年9月召开庆祝土地改革大会

成都的土改运动还比较好地执行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成都各地土改工作队均吸收和组织了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土改工作。这样一来，既可使广大民主人士身体力行地感受到土改运动的伟大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土改工作的顺利推进。在土改运动中，中共成都地方党组织还模范地贯彻执行了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政策，对成都地区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及其财产，均能区别对待，对属于工商的部分给予保护。对城市中一些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也根据具体情况，给予了妥善的处理。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指导下，通过贯彻实行稳妥而积极的土改政策，成都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展顺利。1952年12月，成都郊区农村开始进行土改复查工作，纠正错划阶级成分，制发土地房产所有证，以巩固土地改革的成果。至次年2月，土改复查工作全部结束。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伟大而历史性的胜利。

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分得土地和其他基本生产资料的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成都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

二、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改造

解放前的成都，因长期处于地方军阀的封建统治下，各行各业都带有浓厚的封建关系色彩。为了彻底消除封建势力对成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阻碍，中共成都市委根据中央和西南局的指示精神，在郊区农村普遍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领导全市人民在城区开展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改造。

(一)城市民主改革运动

实行民主改革，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建设新城市的必要措施。1951年9月，成都市委决定在工厂、分散的手工业和搬运、建筑业三个方面选择一些单位搞民主改革试点，并迅即成立了以米建书为主任的成都市民主改革委员会，下设工厂、搬运、分散手工业三个工作委员会，分别领导各行业的民主改革工作。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的基本方针是依靠工人，团结和改造技师、职员，争取一切同情与赞成改革的力量组成统一战线，有步骤、有区别地清除封建残余和反革命势力。确定的政策界限是反封建，不反资本；反封建，不反技术；斗首要，不斗一般；经济上重点清算，分别处理。具体工作步骤分为民主斗争、民主团结、民主建设三个阶段。开展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的目的是通过揭露和摧毁存在于旧企业中的封建把头制等各种压迫工人的旧制度和各种陈规陋习，清除隐藏在企业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残余势力，把一批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和职员提拔到行政和生产管理的领导岗位，建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吸收工人参加工厂管理，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1952年7月，市委又在工厂企业中进行民主补课，进一步将城市民主改革普遍、深入地推进。

1952年9月，成都市的民主改革运动基本结束。通过民主改革运动，在全市22个工厂共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封建把头98人，取消了搜身制、把头制、封建包工制等一系列压迫和歧视工人群众的旧制度和陈规陋习，提高了广大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加强了工人之间、工人与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之间的团结，建立健全了现代企业生产管理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

(二)社会改造

1950年5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成都市委在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同时，采取坚决措施，彻底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丑恶现象。

1950年6月，成都市公安机关采取统一行动，查封所有妓院，收容妓女338人。对妓院老板，分别查封财产、劳动改造或交群众监督。对各类娼妓采取收容行动，将她们集中在纯化街、牛市口劳动教养院里，由民政、妇联、卫生等部门，对她们进行思想教育、劳动改造，帮助她们治疗性病，学习生产技术，使她们认清旧社会娼妓制度的罪恶，提高思想觉悟，革除好吃懒惰、寄生依赖的思想陋习，并做好她们的安置工作，促使她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1952年8月，又收容一批游娼、暗娼。通过教育和改造，大多数的妓女后来都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到1953年初，全市妓女安置工作基本结束。

1950年冬，成都市委、市政府根据西南军政委员会《禁绝鸦片烟毒的实施办法》和《禁绝鸦片烟毒治罪暂行办法》，成立禁毒委员会，颁布禁绝烟毒的通告，开展禁毒运动，查封烟馆714家。12月7日，成都市禁毒委员会召开万人大会，当众焚毁烟土5380两，吗啡2000余包，烟具1万余件，同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烟毒犯。1952年8月，又开展第二次禁烟肃毒运动。重点对制造、贩卖和运输毒品的主犯、惯犯、现行犯、技师、主谋、组织者、经纪人、反动军官、官员、流氓、无业游民进行登记、处理。运动中，进行了烟民登记；对吸食毒品者，实行“劝戒和勒戒相结合”的办法，号召烟民自动戒毒，发动家属规劝，群众监督；设立戒烟所，集体戒毒；各级卫生部门制造戒烟丸，免费发给烟民服用；对戒毒后无正当职业且生活确有困难者，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出路。到11月，全市共登记毒犯5000多人，处理重大毒犯1300多人，收缴毒品原料折合鸦片2.2万多两，通过政府帮助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劝说，许多吸毒成瘾者戒掉了多年的毒瘾，并自谋职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这期间，政府还令禁赌博，并收容教育安置了一大批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赌徒、乞丐等社会游民。??

经过两三年间的艰苦努力，成都市禁绝了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赌博等延续了上千年的社会公害，并成功地把这些人改造成了自食其力、有益于社会#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的劳动者，社会风气大为好转。

三、调整城市工商业

随着新民主主义改革的不断深入，成都市委、市政府围绕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有重点地对成都市工商业进行调整和改造。具体措施如下:

(一)改组工商组织

1950年3月，成都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重新登记工商业各行业会员，建立成都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将旧有的150个同业公会改组合并，成立80多个同业公会筹委会。4月以后，相继成立花纱布交易所、被面交易所、生丝交易所等市场，规定同业公会会员凭会员证；行商凭当地工商团体证明，成都市住商凭介绍信方可进入市场交易。与此同时，市政府还成立了摊贩整理委员会，对摊贩经营户进行登记、审批，并选定皇城坝为集中市场。当年12月，成都市委和市政府先后颁布实施《行商管理暂行办法》、《成都市各地市场管理暂行办法》，彻底打垮了旧有的工商业组织，消除了旧市商会、工业会中存在的行业间的分裂割据、排挤欺压现象，统一了市场管理、取缔了投机操纵、稳定了物价、减少了市场盲目性。

(二)调整公私关系

从1950年3月起，由于物价趋于稳定，此前虚假的社会购买力消失，一度出现了商品滞销现象。根据中央“公私兼顾”的方针，成都市委和市政府充分发挥国营经济的主导作用，积极调整公私关系，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经营。具体措施如下:(1)国营企业有计划地逐步扩大对私营工业、手工业产品的加工订货和收购、包销，并逐步纳入国家计划轨道。棉纱、棉布、砖瓦等行业加工订货、收购包销产值的比例，从1950年的45%上升到1953年的80%。(2)收购私营企业滞销产品，调整公私经营范围。在工业方面，国营公司以高于当时市场的牌价，对私营工业、手工业库存滞销产品全部收购；对产品稳定，质量合格的产品，逐步实行计划收购或代销。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经营范围。国营商业以批发为主，把零售商品的大部分让给私营零售商经营。在农村只收购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土产品和部分出口商品，其余由供销合作社、私营商业收购。(3)国家让利，调整价格和税收政策。在价格方面，一方面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提高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促进工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国营公司向私营零售商让利，平均扩大批零差价4%左右。在税收方面，通过调减农业税和部分产品税，裁并货物税的税种税目，简化纳税手续，协调了征税的矛盾。(4)放松银根，对私营工商业发放贷款。自1950年6月到1951年3月对377户私营工商业发放了贷款80多万元。(5)改进市场管理，放宽经营范围。

(三)调整劳资关系

1950年4月18日，为解决劳资双方在生产经营中的矛盾，使私营企业正常生产或复工复业，市委本着“劳资两利”的原则，先后颁布了《劳资争议调处暂行办法》、《各业复工纠纷处理暂行办法》及《私营企业订立劳资集体合同暂行办法》。市劳动局、工商局、市总工会筹委会、工商联筹委会协同工作，先后在全市51个较大私营企业中建立了劳资协商会，按行业归口成立38个劳资协商委员会，缔结劳资集体合同211个，明确了劳资双方的权利与责任、工时与休假、工资与劳保福利、奖励与处分等，以解决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

(四)调整产销关系

为进一步“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市委还积极帮助私营企业调整产销关系。(1)帮助企业制定产销计划，建章立制，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品销路。1950年5月，成都市工商局以抽调干部、动员高等院校学生等方式，组成32个小组，通过对丝纺、棉织、五金、粮油等32个行业的生产经营状况、销售渠道的调查，根据“一资二劳三政府”的原则，部署加工订货、收购包销工作。同时，派干部深入行业、企业做好内部改革，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制定合理的产销计划。此举使全市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如:11月份工业月产量与5月份相比较，纱厂增长了50%，面粉厂增长了595.4%，棉织行业增长了196%，丝织业增长了65%。(2)本着“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原则，大力开展物资交流活动，帮助私营工商业扩大产销渠道。1951年春，市政府在青洋宫组织举办了成都市首届物资展览会。至1953年，市政府先后组织各私营商业行业、私营工业和手工业行业参加本市或外地各种物资交流会、产品展览会50多次，不仅扩大了企业的产销渠道，而且活跃了城乡交流，打破了地区间、行业间的封闭状态，促进商品流通市场格局初步形成。

四、修建成渝铁路和川藏公路

自20世纪初叶起，四川人民就盼望修筑成渝铁路，改变四川交通落后的面貌。但一直到1949年四川解放时，成渝铁路工程仅仅完成了少量的土石方及桥梁、隧道工程，未铺一根枕木和一根钢轨。已完成的工程仅占开工段预算工程总量的34%，完成投资占计划总价的14%。??

四川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等领导人便向党中央建议修筑成渝铁路，很快得到了中央批准。1950年6月12日，成立了铁道部西南铁路工程局。6月15日，成渝铁路工程正式开工。??

成渝铁路总长505公里，整个工程共需完成土石方4211万立方米，需要修筑43座隧道、84座大中桥梁、1548座小桥及涵洞以及各类房屋15.8万平方米。在修建成渝铁路的过程中，国家先后调集了3万多名解放军官兵和包括成都市民在内的10万多民工参加筑路工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成渝铁路于1952年6月正式完工。7月1日，在成都和重庆两地分别举行了盛大的成渝铁路通车典礼。毛泽东主席专门题词祝贺:“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3]。贺龙司令员为通车仪式剪彩。30万成都军民聚集在新建的成都火车站，隆重庆祝成渝铁路全线通车。??

成渝铁路正式通车

成渝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由我国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使用国产器材修筑的第一条干线铁路，故有“新中国第一路”之称。成渝铁路的建成和通车，不仅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而且还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省的经济发展、物资交流和社会进步，对于成都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1950年4月，开始动工修筑川藏公路。川藏公路以成都为起点，止于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全长2416公里，在成都市境内有97公里路段(从成都市外南松柏村起，经双流、新津、邛崃，止于蒲江县甘溪与雅安地区名山县黑竹交界处)。川藏公路沿途需穿越二郎山、折多山、雀儿山、打马拉山、色霁拉山等多座3000至5000米以上的高山，需跨越大渡河、澜沧江、怒江等十余条大河，还要途经多处冰川、雪崩等复杂的地质构造区域。在修筑川藏公路的过程中，筑路军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终于在1954年12月贯通全线。川藏公路修通后，祖国内地的物资经成都源源不断地运进西藏，加强了四川、成都与西藏的联系，保证了进藏军民的物资供给，也在西藏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五、整风运动与“三反”、“五反”

在恢复和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为了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成都市委根据中央、西南局和川西区党委的指示，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开展了整风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

(一)整风运动

为了进一步适应解放后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新考验，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党范围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克服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纠正干部、党员中的居功自傲情绪和“革命到头”的思想，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

成都市委于7月9日，召开机关、学校党、团干部动员大会。明确全市整风运动的目的、意义。7月11日，市委整风学习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认识，结合工作，检查领导联系群众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21日，市学委会再次发出通知，强调要重点检查城市工作中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以生产为中心的思想，坚持统一战线的思想；对成都情况的了解与政策实施中的具体问题；领导干部思想、观点、作风中的经验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与纪律观念等问题。

这次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7月15日至8月1日，确定整风的方针、步骤、目标与要求，加强并充实市委整风学习委员会机构，通过动员、学习，全面检查工作，为党代会作准备。第二阶段，从8月1日到13日，在成都东胜街礼堂召开成都市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以整风的精神，揭露工作上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等缺点、错误，并确立今后八项工作任务。第三阶段，从8月14日到9月15日，在全市范围内传达党代表会议精神，开展个人检查，在普遍总结、提高基础上结束了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对党员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和政策观念有较大的提高，克服了部分党员存在的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也促进了成都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二)“三反”和“五反”

随着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不讲社会公德和追逐非法利润等消极影响也逐渐暴露出来并呈恶性发展趋势。特别是少数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不惜违法乱纪，千方百计地腐蚀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大干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订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违法活动。鉴于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952年初，成都市“三反”运动在全市党政机关和国营单位展开。2月，在中共川西区党委先后作出《关于猛烈进攻大贪污犯计划的决定》和《关于第二次捉“老虎”追加计划的决定》的促进下，成都市各党政机关、国营单位猛揪“老虎”(“三反”运动中给贪污犯取的绰号)，推动全市“三反”运动迅速进入高潮。从3月底开始，成都市的“三反”运动进入了对贪污犯进行核定处理的阶段。成都市属单位工作人员共11453人，有10085人参加“三反”运动，占总人数的88%，其中定为有贪污问题的人数占参加运动人数的42%。4月，根据中央“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和“是者定之，错者改之，应降者降之，应升者升之，嫌疑难定者暂不处置”的原则，成都市对贪污分子分别情况进行了核查处理。最后核定在千元以上的大贪污分子共300余人。8月，成都市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通过“三反”运动，广大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受到一次极其深刻的教育，政治觉悟大大提高，党风政风明显好转，进一步强化了廉洁朴素、爱护公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

1952年1月中旬，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盗骗国家财产和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成都市私营工商业者中展开。1月30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和市政协召开联席扩大会议。川西行署主任兼中共成都市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会议讲话中，明确要求彻底搞好“五反”运动，限令不法资本家在2月10日以前主动彻底坦白自己的违法行为，否则将依法严惩。在这次会议的推动下，成都市工商各行业纷纷开会检举不法奸商的“五毒”行为，查找“五毒俱全”的不法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对成都全市的私营工商业主按其经营活动进行了划分。全市参加“五反”运动的工商业者中，有坐商31609户，其中守法户占20%，基本守法户占61.8%，半守法户占15.9%，严重违法户占2.2%，完全违法户占0.1%；行商1750户中，守法户占20%，基本守法户占64.4%，半守法户占14.6%，严重违法户占1%。对于违法工商户，按照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基本原则，分别情况，以责令违法者“退财补税”等方式，做了严肃处理。由于在“三反”运动中，曾出现对一些违法户违法数额的认定有扩大的现象，致使其无力如数退补。东城区区委书记王真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李井泉，并建议以“减免”的办法加以解决。李井泉批示同意实行“减免”的政策，并转发全川西区研究执行。

?ブ?6月中旬，成都市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对全市工商业者进行了一次普遍而深刻的守法经营教育，为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反”运动开展起来后，较大的企业均成立了增产节约委员会，建立了工人对生产的监督制度。部分资本家因人事调配权、经营管理权和利润分配权受到限制而生产经营积极性下降，态度消极，加上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迅速扩大，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有所改变，私营工商业又出现了新的困难，以致于有些工厂、商店停业歇业，失业或半失业工人的人数增加。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成都市委、市政府及时号召工人、店员主动团结资本家，迅速恢复生产和经营，并给私营工商业增加原材料供应，提高加工费，增加加工任务，引导无发展前途的企业转产，一部分木业、盐业、运输业、输出业、匹头百货业、油粮业、液体燃料业、纸业等行业逐渐转向国家建设急需的机制砖瓦业、机制玻璃、骨粉和机器造纸行业。同时，遵照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从缓和公私关系的角度，采取积极措施，调整私营商业。通过国营商业公司让给私营商业一定的经营阵地，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调整商品批发起点，修改简化市场管理制度和手续，加强国营商业对市场的全面领导，组织资本家学习政策，端正态度，积极搞好生产和经营，从而再次调动起私营商业的积极性。

经过解放初期头三年的艰苦努力，成都市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总值逐年大幅度增加。1950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7.59亿元(不含温江专区，下同)，比1949年增长6.3%，其中工业总产值1.11亿元，比上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6.48亿元，比上年增长5.75%；粮食总产量6.43万吨，比上年增长2.9%。??

1951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8.44亿元，比上年增长11.2%，其中工业产值1.61亿元，比上年增长45.1%；农业总产值6.83亿元，比上年增长5.4%，粮食总产量6.53万吨，比上年增长1.6%。??

1952年，全市工农业总产值9.26亿元，比上年增长9.7%，其中工业总产值1.84亿元，比上年增长14.3%；农业总产值7.24亿元，比上年增长8.6%；粮食总产量7.06万吨，比上年增长8.1%。[4]

中共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张鹤鸣黄蕾执笔

[1]《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2]相当于现在人民币300万元。

[3]《当代成都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6页。

[4]《当代成都简史》，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