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对外贸易60年

天津对外贸易60年

天津地处海河五大支流交汇处[1]，河海水运发达，交通便利，具有发展国内外贸易的有利条件。鸦片战争前，天津与东南沿海和辽东地区的国内贸易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开埠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天津成为对外贸易口岸。天津作为中国对外贸易口岸，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对外贸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

一、建立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

如何发挥港口优势，搞好对外贸易，历来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历届天津市委、市政府把贯彻中共中央精神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发展建设天津的重要之举，认真抓好抓实，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成就。天津解放后，天津市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接收了输出入管理委员会天津办事处、天津海关、天津商品检验局等国民党政府的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机构，接管了国民党中央信托天津分局、杨子公司天津分公司等官僚外贸企业，将它们改造成社会主义的外贸机关和国营外贸企业。其中，海关管理权的接收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和政治控制彻底结束的重要标志。对外贸企业的接管，根据中共中央规定仅限于官僚商业资本，外国洋行仍允许其存在，取消了帝国主义在津的一切经济特权，限制其活动范围，对民族商业资本，不仅允许存在，还要有一定发展。与对外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是金融业。天津解放时，金融市场极度混乱，游资大量充斥市场，非法交易泛滥。天津解放当天，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即宣告成立，金融接管处接管了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天津市军管会和市人民银行迅速收兑了金圆券和其他货币，统一发行了人民币；取缔了各种金融市场，禁止金银买卖和流通；废除外国银行操纵外汇特权，禁止外币流通，严厉打击黑市金融交易。1949年3月15日，以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以其所属外汇部为基础成立了专门管理、经营外汇业务和对外贸易存贷款业务的中国银行[2]。

随着天津等一些重要的港口城市的解放，许多外国商业机构和国统区的商业机关要求同解放区进行贸易，中国也需要通过对外贸易换取恢复和发展经济所需要的物资。1949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外贸易的决定》提出，在未与任何外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候，在对我国有利而且保证国家主权的前提下，可以同其他国家进行非正式的、临时性的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由国家经营和管制，在天津成立华北对外贸易局，统一管理华北对外贸易。1949年3月18日，在天津军管会对外贸易接管处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3]。华北人民政府公布了《对外贸易管理暂行办法》、《外汇管理办法》，废除了国民政府的关税政策，特别是废除了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十分有利的协定税率，实行对外贸易许可证制度，外汇由国家银行统一经营和管理。成立华北对外贸易公司，下设进口、出口、储运、油脂、土产药材5个部，开展国营经济的对外贸易。9月，又先后建立了华北猪鬃、油脂、皮毛、土产、蛋品5个专业出口公司，1个进口公司，国营对外贸易比重逐步上升。国营外贸机构建立后积极参与进出口业务的经营活动，主要与苏联、东欧部分国家和香港地区进行贸易，输出皮毛、花生仁，猪鬃、珍贵药材等换回石油、化工原料。对外贸易所需外汇由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指定私营银行按中国银行公布的牌价在交易所代理买卖，除指定银行外，任何个人不得经营外汇。出口货物得到的外汇收入，必须存入中国银行作为外汇存款，存款在40天内可以买卖，40天后由中国银行收兑。截至1949年8月中旬，中国银行收进外汇2000多万美元[4]。

这一时期，天津对外贸易的任务是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对外贸易，外贸方针是在自力更生、量入限出的基础上加强城乡物资交流，恢复国际贸易，为工农生产服务。因此，奢侈品和一些非必需品的进口被禁止，外贸部门积极组织剩余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输出，换回工农业生产急需的物资。为奖励出口，华北人民政府实行了免征出口税、免收出口签证费等措施。新成立的金融机构也积极为对外贸易服务，至1949年7月底，为外贸企业供给外汇4000余万美元，提供贷款50亿元(旧币)。对私营外贸企业，天津人民政府积极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鼓励他们利用原有渠道和客户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按照国内经济发展需要积极开展进出口业务。私营外贸企业积极性得到有效调动和发挥，加快了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贸易方式上，主要利用私营进出口商通过国外关系，自行配运进出口货物，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1949年4月，中国银行设立了外汇交易所，开始办理结汇业务，但是由于国内物价波动，私营进出口商一般也通过换货调节进出口利润，结汇业务比重不大。

从成立到1949年7月，对外贸易管理局共批准进口总值1673万美元，出口总值1861万美元，基本上达到了进出口总值的平衡。批准的进出口总值中，私营华商占52.08%，国营占29.16%，外商占18.76%。外商的存在，有助于了解国外市场行情和进行出入口贸易，但其把持对外贸易的局面已得到根本改变，民族商业在人民政府扶持下获得经营和发展的有利条件。一直到1950年5月上海口岸贸易开展前，华南、华东所需物资也都要通过天津口岸。1950年，天津进口贸易总值达23604万美元，出口15267万美元，出口额达全国出口总额的27.64%。天津口岸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天津不再是帝国主义进行经济掠夺的通道，成为新政权与世界各国互通有无，支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的重要口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天津的对外贸易并不是一帆风顺，还与美国等国家进行了禁运与反禁运的斗争。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美国对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遏制措施。政治上，美国宣布对新政权不予承认；经济上，美国制定了对华贸易管制和禁运政策。1949年3月3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获得通过[5]。文件规定建立美国对整个中国的出口管制制度，全面禁止向中国出口可直接用于军事的所有物资，更要防止苏联、东欧、北朝鲜通过从中国的直接出口或再出口获得有战略价值的物资。对非战略性商品则实行数量控制。文件要求处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政府按美国的对华出口管制制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于1949年11月联合西欧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作为强化对中国、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执行禁运的国际机构。朝鲜战争爆发后，因中国参战，美国政府将对华禁运升级为全面贸易禁运。1950年12月4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禁止了与中国之间的所有进出口贸易，这比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禁运要严得多。为强化对华贸易禁运，1951年10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该法规定美国将停止违反禁运条例向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的国家提供援助。1952年9月，又建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分委员会，作为实施对华贸易禁运的专门机构。中国委员会的贸易管制水平比巴黎统筹委员会对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管制严格。

针对这种情况，天津根据中共中央精神，采取了相应的反禁运措施，并积极发展同苏联和东欧等国的贸易往来。美国实施禁运后，天津口岸被冻结的资金和其他债权总值达1800多万美元。为了避免更大的风险，天津对外贸易采取了许多新措施:主要物资先进后出，逐笔核算；收付款方式上，出口用跟单电汇，进口货到付款，保证了外汇收入和物资安全。为了改变出口商内部无序竞争导致的商品价格被压低的局面，对外贸易管理局组织公私贸易企业成立了15个出口专业组和7个进口专业组，做到了统一步调、一致对外，阻止了国际市场上产品价格下跌。天津还采取充分供应私营外贸企业外汇和银行贷款，简化结汇手续等措施，促进商品往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与此同时，天津还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积极开拓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1950年4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贸易协定》，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外国政府签订的第一个政府间贸易协定。此后，中国又同波兰、民主德国等签订了一系列政府间贸易协定，开辟了天津同波兰丹尼亚的海上航线，天津对苏联、东欧地区的贸易量迅速增长。此外，天津还积极开展同港澳地区和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通过香港市场把新产品推向日本和东南亚各国各项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反禁运斗争。1950年当年，天津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8486万美元，比1949年增长3倍多，一些主要产品的出口量达到或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工业器材，原材料等工农业生产物资的进口达到1949年的2.8倍，比1936年增长3.4倍。天津口岸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集中贸易体制下天津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

在独立自主、集中统一这一外贸工作原则和方针指导下，中国逐步建立起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的对外贸易体制。1950年12月政务院发布的《对外贸易管理暂行条例》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基础。1956年后，对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中国全面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贸易的经营和管理成为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密切相关的金融体制实行了集中计划管理。1952年，私营银行在联营、合营的基础上组成了公私合营银行天津分行，并于1955年与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储蓄部合并。1956年，公私合营银行外汇部并入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外资银行相继结束业务。按照1954年《中国人民银行外汇收支计划编报办法》规定，国营企业、机关团体和其他国际贸易业及个人外汇收入都要集中于国家银行，根据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进行有计划的分配。

外贸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完全按照指令性计划进行，计划成为调节外贸经营的单一杠杆和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对外进出口权仅授予外贸专业总公司及其所属口岸分公司，由各外贸专业总公司按经营分工统一负责进出口贸易的对外谈判、签约、履约等业务活动，其他机构一律无权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对进出口贸易外汇实行统一管理，外贸公司出口收汇一律交国家，进口所需外汇由国家统一拨付，所有外汇业务由中国银行统一经营。1950年3月，6个进出口专业总公司在北京成立，华北区公司受北京总公司直接领导，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天津口岸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按国家计划组织出口业务，为国家经济建设换取外汇。进口则是根据中共中央分配给天津的进口合同负责接货和拨交给用货部门，天津需要的物资和设备也由中央统一调配。

20世纪50年代，一些西方国家先后同中国恢复了贸易关系，天津对这些国家的贸易额显著增长。天津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一些国内不紧缺的畜产品和土产品，进口了五金机械等国内建设需要的重要物资。国家开始大规模进行经济建设后，国内物资需求增加，出口货源出现紧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天津外贸部门采取了内外销商品互相调剂的办法，从内贸部门调换出口货源。为扩大货源，天津外贸部门组织华北区物资交流大会，并在产季前派出业务采购人员到产地组织货源。为保证货源质量，外贸部门还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基层开展各种技术培训班，培养收购技术干部，帮助基层组织收购工作。在组织收购中，对完成任务较好的工厂发放奖金，鼓励他们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花色品种，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如生产食品的起士林食品厂，在得到奖励后，在质量和包装上都有了改进，还增加了10多个新品种。1951年到1959年间，天津口岸出口总值由1.4亿美元增长到3.6亿美元，出口主要面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

1960年，国内出现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缺乏，出口货源紧张，为确保出口商品收购正常进行，国务院实施了出口产品奖励政策，对向外贸部门交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实行奖励，还在全国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其中在天津建立了110处，生产49个品类的出口商品。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虽然受美国禁运政策的影响，中国与日本、西欧的贸易仍有很大发展。天津改进了出口生产工艺，使商品适应资本主义国家市场需求。天津外贸部门还积极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后出口。1961年，天津口岸确定了27个以进养出项目，当年进口人造棉500吨，加工棉绸390万码，进口纸浆4000吨，加工有光纸3250吨。这些措施有效地开拓了出口市场，增加了出口货源，为国家进口粮食和其他物资克服困难积累了大量外汇。1963年后，国内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出口贸易迅速回升。1965年，天津口岸出口达到34118万美元，其中对资本主义国家出口额达到67.5%，对日出口额在世界排第一位。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外业务受到干扰，外贸干部队伍也受到很大冲击，天津对外贸易出现徘徊和波动。20世纪70年代前期，国际环境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关系实现正常化。政治关系缓和后，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也明显改善。天津外贸部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对外出口逐年上升。

天津外贸部门积极从产地和市场两个方面着手扩大出口。天津口岸作为东北、华北和西北等广大地区的贸易通道，很多出口物资都是从这些地区调入天津并出口的。为了加强与这些地区的合作，1972年和1973年两次召开天津口岸协作会，加强了商品产地的横向联合。天津还成功承办了多个国际博览会的中国展馆，并且于1976年在日本神户市举办了中国博览会，展出轻工、纺织、工艺、食品等出口产品，扩大了中国产品的影响。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天津商品出口，从1971年开始，天津出口连年增长，至1974年已达7.7亿美元以上[6]，比1970年增长1.43倍，1975年仍保持在7.7亿美元以上。1976年天津遭受历史罕见的大地震，对外贸易企业损失严重，出口额大幅下降，直到1978年才开始恢复。

三、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开放的不断扩大，天津对外贸易进入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规模不断壮大，领域不断拓展，成为促进天津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天津把外贸出口基地搞上去，尽快建设成为国际竞争能力很强的出口贸易基地，对国家外汇收入做出贡献。[7]为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加快推进出口基地建设，天津市委提出，要充分发挥天津老工业基地和沿海口岸的作用，充分利用天津的各种自然资源，充分挖掘天津工农业生产的潜力，在全党工作重点战略转移的第一年，把扩大出口作为国民经济调整和进一步发展的一个主攻方向，使天津外贸有个大发展；要求狠抓外贸出口，大胆进入国际市场，使天津工业从面向国内市场为主逐步转到以面向国际市场为主。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委不仅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确定的包括超额出口外汇留成、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减免关税和部分出口高亏商品减免税收以及增产产品优先供应出口等一系列优惠政策，而且采取了多项有力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调整天津出口商品结构，把发展“拳头”产品作为出口商品的支柱；通过经贸洽谈会、以进养出、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多种灵活的贸易与合作方式扩大出口；恢复信托贸易公司，组建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济开发公司、中国天津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国际信托咨询公司、物资局国际信托服务公司、化工局出口经理部、二机局电子仪表进出口经理部等经贸机构，推动它们在发展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客户资信调查、业务咨询服务、对外联络、交流情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积极组织和扩大旅游等非贸易外汇收入；加强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到1982年底，天津市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进出口贸易有了较大发展。1982年天津口岸出口额达14.24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65%，年均递增13.3%。[8]特别是以进养出和来料加工、来件装配、补偿贸易等多种灵活的贸易方式发展加快，进口国外原材辅料加工出口的产品占外贸收购总值的比重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工业产品出口在出口总值中占较大比重。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作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战略部署，要求注意解决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几个重要原则问题，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方针；我们要促进国内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大力扩展对外贸易。为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精神，推动天津对外贸易的发展，市委从发展国民经济和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出发，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同实现战略目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求充分认识对外经济贸易在天津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实施“外挤内联”的方针，以改革为核心，在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大力发展以进养出业务、改变出口商品结构，大搞劳务出口、积极承包工程等方面有新的突破。为此，市委提出，要把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放在对外经济活动的首要位置，更新设备，改造老企业，提高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积极利用国外原料资源，大力发展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竞争能力，#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大力开辟推销新渠道，千方百计挤入国际市场；加强工贸密切合作，共同努力扩大出口；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带动机电、成套设备的出口；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建立经济责任制为重点，整顿对外经济贸易企业。

1984年三四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建议，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12月，国务院对天津市《关于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报告》作出批复，提出要充分发挥天津的优势，认真抓好改革和开放，努力把天津市逐步建设成为技术先进、工业发达、文化昌盛、商业繁荣的经济中心和国际性贸易港口城市。这为天津发展对外贸易提出了更高要求。因为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不断推进需要大量的外汇支持。出口创汇能力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和范围，影响着经济建设的规模和进程。天津市委、市政府把狠抓出口、多创外汇作为对外开放的重点。1985年5月，市政府召开狠抓出口多创外汇动员大会，号召全市各条战线齐心协力，扩大出口，多创外汇，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会议指出，齐心协力把出口搞上去，保证国家外汇收入，这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国家四化建设能否更快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外贸部门、生产部门的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团结合作，同舟共济，无论是外贸部门还是生产部门，都要从全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全力以赴把外贸工作做好，并提出了扩大出口的10项措施，要求千方百计扩大本市出口货源，努力争取外地货源，用好用活专项外汇，狠抓出口成交，发展远洋贸易和对苏联东欧的贸易，增强驻外贸易机构的活力，实行鼓励出口的经济政策，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加速出口商品的更新换代。11月，市政府召开出口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天津市是我国的三大城市之一，是我国北方最大的老工业城市，又是实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这样的地位决定了天津市外贸出口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要把建设外向经济结构，扩大对外贸易，当做天津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进一步发展天津市的对外贸易不仅是中央在“七五”建议中对沿海城市的要求，也是天津本身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面向国际市场，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任务。会议要求外贸战线的同志应当树雄心，立壮志，下决心，想办法，研究外贸的大发展问题。1986年3月，天津市政府出台了《关于1986年扩大出口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就出口商品收购计划、出口优先的原则、出口奖励办法、出口商品收购价格、扶持出口产品的资金以及加强出口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做出规定，并决定对1986年在扩大出口创汇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业、供货部门和外贸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在政策的推动下，天津外贸出口创汇保持了良好的势头，每年都完成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天津工业产品朝着外向型方向不断发展。1986年天津市提供的出口商品总产值35亿元，比1978年增长2.3倍。天津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66%，居全国第六位。[9]天津市产品所占天津口岸出口比重也由原来的不足二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二。1987年全市5200多个工业企业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企业直接从事出口商品的生产，乡镇企业中生产出口商品的已发展到440多家。

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指出，为了更好地扩大对外贸易，必须按照有利于促进外贸企业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方向，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体制。这标志着外贸体制改革的全面推开。1988年2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大的部署，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和深化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3月，天津市召开外贸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关于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外贸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精神，提出了天津市外贸体制改革的作法和保证措施。会议强调，改革的核心是打破大锅饭，真正实行自负盈亏，落实承包责任制，实行放开经营，鼓励和支持更多的生产企业到国际市场参加竞争。为把外贸体制改革落到实处，4月，天津市又召开了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动员大会。会议要求天津市积极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抓住国际市场的有利时机，加快和深化本市外贸体制改革，坚决完成出口创汇任务，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外贸出口中迈出更大步伐。为加强对外贸体制改革的政策引导，5月，天津市制定了《关于加快和深化我市外贸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规定》制定了推进外贸体制改革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全面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外贸企业向市人民政府承包出口收汇基数、上缴外汇基数、出口收汇基数内人民币补贴基数，外贸专业公司和工(农)贸公司还要承包本市出口商品收购额，从1988年开始，一定3年不变；对出口外汇重点生产企业实行出口创汇与工资总额挂钩；积极地、有步骤地改革外贸经营体制，探索和推行出口代理制、由工业企业或企业集团和外贸组成一体化的进出口公司、生产企业和企业集团自营出口、工贸、农贸、工农贸联营等新的经营形式；对市留成外汇实行有偿使用；鼓励使用以进养出外汇、大进大出，大力发展来料加工装配业务等。随后，市政府又相继批转了《天津市进一步发展加工装配和补偿贸易的若干规定》、《天津市审批对外贸易企业的暂行办法》和《天津市实行外贸代理出口暂行办法》等配套文件，进一步促进外贸体制改革，使外贸体制向放开经营迈出重要步伐。外贸体制改革，推动一批大中型生产企业和企业集团健全了外销机制，为克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与国际市场相脱节的弊端创造了外部条件；在经营体制方面，把外贸企业和出口商品生产企业的财政体制结合起来，加大了企业对出口的责任，调动了企业扩大出口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核算意识；在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方面，开始从单一的收购制向收购制、自营出口、代理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并存转变。在外贸体制改革和扩大出口创汇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天津外贸进出口总值登上20亿美元的台阶。[10]

1990年12月，在总结前3年实行外贸承包责任制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决定从1991年起对外贸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取消出口补贴，所有外贸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逐步走上统一政策、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轨道。按照国务院部署，天津市对外贸企业实行了自负盈亏的新体制。为帮助外贸企业过好自负盈亏这一关，市委、市政府要求外贸企业降低生产成本，降低外贸经营费用，压缩外贸库存，清理亏损挂账，并颁布了鼓励和扶持出口的22条措施，为外贸经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实行自负盈亏新体制的过程中，各外贸公司狠抓经营思想和内部机制的转换，把各项经济指标逐项分解，层层承包，逐步完善经济核算制度和激励机制，同时调整出口商品结构，适当压缩部分高亏商品出口，推动低亏、盈利和新商品出口，使长期在统负盈亏体制下形成的忽视成本、粗放经营的传统观念和模式在新体制的运营中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同时，按照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市委、市政府发挥天津优势，采取积极措施，加快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创汇。以发展轻纺产品出口为重点，对服装、地毯、手表、自行车、餐具、纺织品等传统出口产品，通过加快技术改造，提高质量，上档次，增加花色品种，降低换汇成本，增加竞争力。大力增加机电产品出口，不断提高机电产品的出口比重。积极组织开发汽车、电子产品等零部件出口，逐步形成系列化、机电一体化的成套设备出口，逐步使机电行业成为天津市出口创汇的支柱产业。在保证城市副食品供应的基础上，发展创汇农业，扩大传统农副产品出口，重点建设了12个农副产品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积极发展劳务出口、旅游事业和工程承包等非贸易创汇产业。坚持外引内联，加强出口基地和网络建设，扩大渠道，落实商品货源，保证出口需要。积极开展灵活贸易，努力拓展国际市场。乡镇和城市集体企业是扩大出口创汇的一支重要力量，在扩大产品出口的同时，大搞“三来一补”，成为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灵活多变的出口产业群体，培育一批高素质的外向型乡镇企业。同时市委、市政府还通过召开外贸出口工作会议、工贸对话会、农贸对话会等，研究制定对策，推动加强协作、降低成本、互通市场供需信息和产品信息、共同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天津对外贸易。

1965年风船牌地毯荣获的国际金奖

199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按照这一要求，从1994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进行以外汇体制改革为核心的综合配套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符合国际贸易通行规则的外贸管理体制和外贸经营机制。适应这一形势，天津市委、市政府采取有力的改革措施，加快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第一，按照国家规定，对有条件又有必要的生产企业、企业集团、对外承包公司、商业企业，积极审核上报进出口经营权，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大力推进工贸、商贸、技贸、农贸结合和地区间的联合与协作，组建一批工贸结合、内外贸结合的联营公司。第二，放开外商驻津办事机构的审批，把国际营销渠道引入津门。第三，搞活外贸企业内部经营机制，支持外贸企业开展国内贸易、合资、联营，允许部分企业开展房地产和金融证券业务，促使企业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方向发展。与此同时，积极调整出口商品结构，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举办中国天津出口商品交易会，培育出口支柱企业和产品，提高精加工、深加工和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扩大机电产品出口和技术出口，不断增强天津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大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扩大劳务出口和工程承包，发展旅游、国际海运和空运等创汇产业。这一系列政策推动天津外贸进入加快发展的新时期。1995年，天津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总值历史性地突破50亿美元，达到65亿美元。1997年，天津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总值突破100亿美元，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双双突破50亿美元。[11]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2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1994年天津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天津展馆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天津市委、市政府提出，进一步加快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增加高新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和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境外投资合作项目建设，推进境外资源开发，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建立营销网络、承揽工程和开展劳务合作。按照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天津市加强了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基础性工作，广泛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对策，大力开展信息宣传和世界贸易组织知识培训。从2003年开始实施大通关改革，明确口岸通关量化指标，推行多种新的通关模式，整合通关资源，扩大口岸延伸和开放，提高口岸通关速度，建设口岸通关服务中心，实现天津口岸大通关的集约化、信息化和规模化管理。为推动外贸增长方式转变，促进对外贸易再上新水平。2006年6月，天津市召开了外贸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对外贸易工作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国际竞争能力为目标，以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为主线，坚持“以质取胜”、“科技兴贸”，实施产贸联动求强、品牌带动求高、市场拓展求广、口岸发展求大这“四大战略”，在把天津做成外贸大市的同时，实现向外贸强市的跨越。

2007年5月召开的天津市第九次党代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的时代潮流，适应中国经济社会进入科学发展的历史阶段，提出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为龙头，切实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培育自主品牌，增强防范贸易风险的意识和能力，提高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和支持企业“走出去”，开展多种形式的合资合作，建设好境外工业园和贸易区，拓展更大的发展空间，使天津成为全国开放程度最高、发展活力最强、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按照市第九次党代会的部署，天津市采取有力措施，做大做强外贸经济。

第一，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陆续出台支持品牌产品扩大出口的政策措施，重点选择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天津市品牌商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依托国有企业多年形成的国际信誉、品牌效应、销售渠道等无形资产优势，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培育一批名牌产品，组建一批具有跨国经营实力的龙头企业。

第二，壮大对外贸易的产业基础。重点推动高新技术产品基地、软件出口基地、医药出口基地和汽车零部件出口加工基地的建设，促进国家出口加工区发展。

第三，提升加工贸易层次。围绕天津市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从技术含量、增值比例、环境评估等方面，提高新引进企业的技术准入门槛，扶持出口型内资企业大力开展自主创新。鼓励和扶持内资企业，尤其是中小型民营企业从事加工贸易业务，为跨国公司提供配套加工。

第四，培育服务贸易产业集群。以制造业和货物贸易为依托，大力培育研发设计、软件外包、现代物流、信息服务、会展经济等服务贸易产业集群，构建辐射国内外的产业链。有计划、有重点地启动和发展以计算机、金融、通信、咨询等知识、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加快资源整合，承接更多的外包服务。

第五，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巩固周边市场。以发展日本、韩国等市场为重点，加强与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强化与贸易大国的合作，深度开发欧美等大市场。鼓励企业到境外设立贸易公司或办事处，开辟市场和销售渠道。支持企业利用现有技术、设备投资，到境外加工装配，带动国内设备、技术、零配件、原材料的出口。

第六，大力提升口岸服务的软硬件水平，积极探索试行“一单多报”、“属地申报”等新模式，加快实现大通关主要业务流程在电子口岸的全程贯通，保证港口物流系统运作的顺利进行。同时提高运营效率，大幅度降低规费，最大限度地吸引腹地货源，不断扩大天津口岸的贸易总量。

第七，加大“走出去”的推动力度。积极争取国家有关政策，建立境外投资合作区。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投资发展，开发能源资源。搭建中小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平台，建立全市“走出去”公共信息服务网络，为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综合服务。

第八，鼓励原材料和关键设备、先进技术进口。扩大高新技术和设备进口，进一步发展壮大先进制造业，有选择地对部分国内不能生产的重要机电设备的关键部件以及国内外短缺的重要能源、资源类大宗原材料商品进口，以缓解资源紧张的局面。

积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使天津对外贸易继续呈现加快发展。到2002年，仅用5年时间，天津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总值就突破200亿美元，出口总值和进口总值双双突破100亿美元。2004年，天津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总值突破400亿美元。2005年，突破500亿美元。[12]2008年，达到805亿美元。其中，出口422亿美元，进口383亿美元，贸易顺差39亿美元。对美国、欧盟、东盟、日本、韩国和香港等主要贸易伙伴出口298亿美元，占全市出口的70%。在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出口262亿美元，占全市出口的62%；属于高新技术的产品出口149亿美元，占全市的35.%。[13]

1978年―2007年天津外贸出口情况

在天津市委的领导下，经过60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天津对外贸易的规模和实力不断壮大，贸易形式和范围不断扩大，已以新的面貌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积极技术交流与合作。天津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

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李卫永 聂秀华执笔

[1]包括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

[2]原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作为官僚资本财产被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收，划归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须导，改称外汇部。3月15日开始营业。

[3]1950年4月，华北对外贸易管理局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天津对外贸易管理局。

[4]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621页。

[5]刘早荣：《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与美国在对华贸易禁运上的分歧》，《理论月刊》2008年4期。

[6]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对外贸易志》。

[7]《发挥天津优势》，《人民日报》1980年7月30日社论。

[8]陈伟达：《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开创天津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83年12月14日。

[9]《天津经济年鉴》（1987），第148页。

[10]《天津四十年》编辑部、天津市统计局编：《天津四十年》（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版，第984页。

[11]《天津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

[12]《天津统计年鉴》（2006），第350页。

[13]天津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2008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天津日报》2009年3月31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