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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经历的北山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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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经历的北山事件

      我所经历的北山事件

      长岭会议以后,鉴于油山地区情况紧张,我指挥机关转移到北山地区,设在那云雾缭绕,高不见顶,莽莽苍苍,遮天蔽日的帽子峰一带。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游击队,一方面加紧军事“清剿”;另一方面,利用叛徒进行破坏。“北山事件”,就是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我指挥机关的一个大阴谋。

      龚楚原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的参谋长。一九三五年二月,他奉命带领红二十四师的七十一团,从于都南方突围,经南康、油山、大余、北山等地,到达粤北乐昌、湘南宜章附近后,就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他在叛变投敌时,亲手打死了与他一同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出重围的七十一团政委,作为他向敌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为了邀功,他又向敌人献媚说:“现在赣南的游击队里,官最大的是项英、陈毅,我有办法把他们搞到。”他的这种卑劣行径,果然得到了广东军阀陈济棠的赏识,封他为“剿共游击司令”,给他配备了一支拥有三十来人的卫队,要他到北山来破坏我游击队的指挥中枢。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龚楚把他那支卫队伪装为“红军游击队”,顺着他原走过的路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他们在那里转了两天,不见红军游击队的踪影,也不晓得我指挥机关的所在地。

      正在这个时候,余汉谋派了由土匪周文山率领的一支百十人的反革命武装,朝天井洞方向窜来。龚楚当即命令他的“游击队”煞有介事地进行“迎击”。他们乒乒乓乓假打一阵,演了一场“自打自”的丑剧后,那些土匪武装很快就被“赶跑”了。

      龚楚以此为资本,到处吹嘘这支被他们“击溃”的军队,是余汉谋手下由周文山率领的精锐部队。

      当时,在天井洞一带的红军游击队,并不知道龚楚已经叛变,加上龚楚又扮演了这出假戏,就误认为他是与周文山匪帮英勇作战的“兄弟游击队”。驻在天井洞的秘密交通员赖文泰同志、驻在天井洞对面山上的游击队长兼政委贺敏学同志、游击小队长“猛张飞”,以及我指挥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等,都先后同龚楚发生了接触。龚楚乘机大吹大擂他们在湘南扩大游击区的“战绩”,声称他这次回来,是为了接项英、陈毅同志过去,加强对湘南游击区的领导。大家感到龚楚的这支游击队,作战勇敢,值得学习;可是,见他们服装很整齐,除少数长枪外,全是一色快枪和驳壳枪,讲的一口广东话,又产生了疑窦。龚楚见此情景乃决意迅速动作,以先下手为强,决定以开会为名,把游击队集中起来“一网打尽”。

      龚楚通过何长林,擅自发了一个要游击队干部和后方人员到天井洞参加会议的通知。一些游击队干部接到通知后,就陆续来到天井洞。贺敏学同志问龚楚:“会场的警戒布置了吗?”龚楚点点头。原来他早已派武装把会场包围起来了。当贺敏学同志进入“会场”时,见四周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感到味道不对。他转身要走,不料四支驳壳枪已对准了他。他猛力推倒敌人,奋身逃跑,身中三弹,滚下山岗。

      在会场里,龚楚撕下画皮,大放厥词,说什么当共产党游击队没有出路,劝大家投降。同志们听了,知道中了敌人的奸计,都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举枪就打,边打边朝外冲。但是在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打也打不出去,许多同志当场牺牲了。只有“猛张飞”等六、七位同志带伤冲出会场,逃离虎口。他们强忍着伤痛往山林里跑,跑不动了,歇一歇又走,走不动了,歇一歇又爬。伤口的血在流,身体又饥又乏,但是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革命意志,极其艰难地朝着我指挥机关驻地方向爬行。爬了两天两夜,当他们几乎要昏厥过去的时候,被我交通站的同志救了起来。他们报告了天井洞发生的变故。

      何长林没有逃出会场,而被逮住了。龚楚狞笑着对他说:“我是国民党剿共司令,你把项英、陈毅住的地方讲出来就不杀你,还可以给你官做。”何长林经不起威胁利诱,也可耻地跟着龚楚叛变了。

      按照秘密工作原则,我游击队各个单位之间彼此不发生横向联系。因此,对项英、陈毅等同志的住处,何长林也只大体知道个方向,并不知道具体住在什么地方。但是,他马上向龚楚献计说:“我知道他们给养困难,经常要派侦察班到南雄的大梅坑买米。只要我们能在途中把他们截住,就可以想办法逮到项英和陈毅。”龚楚翘起大拇指说:“好,你很忠实。只要抓到项英和陈毅,你就立了大功。”于是,何长林就把他们带到我侦察班出来买米时必经的岔路口守候。

      我指挥机关侦察排都是苦大仇深的贫苦农民出身,革命立场坚定,作战机智勇敢。指挥机关的侦察、警卫、买米和采购物资,都由他们一肩担任。他们经常会想出各种巧妙的办法,偷越敌人的封锁线,避开敌人的盘查哨,从山外买到粮食,运回北山帽子峰。

      这天下午,侦察班的吴小华、丁上淮等五位同志在从大梅坑买米回来的途中,遇见了龚楚和何长林。

      “你是哪个部分的?”在相距几十步远的地方,吴小华同志机警地问。

      何长林已从问话中听出是吴小华同志的口音,却假意问:“你是吴小华同志吗?”

      “是我。”吴小华同志答。

      “你们辛苦了,又去买米啦!”

      “是啊!何主任辛苦了。”

      在这一问一答中,双方已慢慢地走近来。这时,何长林身后忽然闪出两个家伙,上前一把扭住吴小华的衣领;另一个家伙也跳出来去抓丁上淮同志。丁趁势将肩上挑的米往敌人身上一甩,米倒了一地,扁担打掉了那家伙伸出来的手枪,立即飞身滚下山去。跟在丁后面的我侦察班三位同志,也急忙撂下米担,滚下山去。那个家伙朝着他们打了一阵子乱枪。

      他们抓住了吴小华同志,把他佩带的手枪下掉了,还把他身上的纸烟也给搜走。吴小华同志愤愤地骂道:“你们是反动派!是土匪!”

      龚楚、何长林听了,不但没有动火,反而假惺惺地把撒在地上的米,一把一把地捧了起来,说:“白花花的米倒在地上,太可惜了。米珠薪桂,你们出去搞米多不易啊!”

      何长林与龚楚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后,对吴小华同志说:“龚参谋长是刚从湘南根据地来的。”这时,龚楚带的那支卫队,已站出来跟在他的后面,何长林指着那支卫队说:“这些同志也是跟着龚参谋长从湘南来的。他们见到你戴的斗笠上写着‘铲共团’的字样,以为你们是敌人,就来抓你们,其实这完全是误会。”原来,吴小华同志戴的那顶斗笠,是不久以前从“铲共团”手里缴获的,斗笠上“铲共团”那几个字,一时还没有来得及销去。

      吴小华同志见这些部队的衣服很新,早就怀疑他们,内心里在盘算着怎样对付他们,便说:“既然是误会,那就把枪还给我。”龚楚吱吱唔唔地应付了几句。

      何长林接过嘴说:“龚参谋长有重要事情向周同志和刘同志(当时项英同志化名老周,陈毅同志化名为老刘)汇报,请你给他带路。”

      吴小华同志摇摇头说:“我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

      “你是侦察班长,怎会不知道呢?”两个叛徒收敛了奸笑,反问道。

      这时,吴小华同志感到要脱身已很困难,好在丁上淮等四位同志已经脱离虎口。不如暂时应付一下,再寻脱身之计。

      于是,吴小华同志在前面走,两个叛徒和他们的卫队在后面跟着。距我指挥机关驻地只有两三里路了。吴小华同志站着不愿再往前走。何长林、龚楚问是什么缘故,他说:“我是侦察员,我的枪被你们收走了,空着手回去,怎好向首长交待呢?”

      龚楚当即让他身边的一个家伙,把一支驳壳枪送给吴小华同志,吴接过一看,见里面压满了子弹,而且是支新枪,心中暗暗高兴。于是继续朝前走。

      “司令部好多人哪,武器多不多啊!”龚楚边走边陪着笑脸探间道。

      吴小华同志意识到这是在向他探听虚实,心想:山上担任警卫和侦察的同志,不过八、九个人,首长们都在山上,要是照实说了,岂不是暴露了秘密?不如将计就计,吓唬吓唬他们。于是,吴小华同志漫不经心地回答说:“司令部的人不多,总共才二十多人,但每人都有一支驳壳枪,百十发子弹。不过,前天下午,从河东那边开来了一支游击队,约有三百来人,有四十几支驳壳枪,三挺机枪,其余都是步枪。这三挺机枪架在司令部右边的山坳里,其余的人都驻在司令部附近。”

      敌人听了吓了一跳。有几个马上把子弹推上膛,准备战斗。吴小华同志借机说:“快到家了,怎么还把子弹推上膛?”龚楚吆喝那几个家伙把子弹退了出来,并要吴小华同志带着他们继续朝前走。

      当他们接近我指挥部的岗哨时,吴小华同志对龚楚说:“龚参谋长,请你们暂时停在这里,等我先去告诉哨兵。人去多了,会引起误会,自己人打起来不好。”

      “有你在,怕什么?”何长林说。

      “有我在,也不顶事。司令部有命令:凡接近岗哨,不得超过三个人,否则,哨兵就可以开枪。”吴小华同志答。

      龚楚听了非常恼火,但又不得不照着做。他命令他的卫队停止前进,只派了他的两个心腹,跟着吴小华同志前进。

      当吴小华同志接近岗哨时,他想尽各种办法示意哨兵:跟来的不是好人。当他走到哨兵跟前时,喘着气,指着身后的匪徒说:“他妈的,他们都是反革命!”

      哨#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兵朝坡下打了三枪,向指挥机关报了警。

      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同志和我,以及警卫战士,听到枪声,急忙离开指挥部住的棚子,转移到后面山上隐蔽起来。

      这时,吴小华同志也掏出枪来射击,但没有打响。原来敌人还给他的那支新枪,撞针早已卸掉了。

      敌人也开了枪。吴小华同志和哨兵立即滚下山去,朝着指挥机关驻地相反的方向逃走。

      敌人朝岗哨打了一阵子枪,却没有冲上山来。这时天近黄昏,龚楚仓促地命令匪徒撤走。

      第二天,我们与吴小华和侦察班同志在隐蔽的地点汇合了。大家分析了情况,估计叛徒因怕山上真有那么一支河东开来的游击队,实力雄厚,不敢上来,就无可奈何地逃遁了。后来,派人到指挥机关驻的棚子去侦察,见里面一切原封未动。果然不出大家所料,吴小华同志的“空城计”成功了。

      项英、陈毅同志表扬了吴小华同志的机智勇敢,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同时估计敌人已发现了我们指挥部驻地,一定会对北山大肆“清剿”。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

      事态的发展,证实了项英、陈毅同志的估计。叛徒龚楚与何长林,在他们的阴谋破产后并不死心。他们带着反动军队在我们指挥机关驻地附近日夜搜查;在北山通往各地的交通要道布下层层岗哨,严密封锁;张贴布告,悬赏捉拿项英、陈毅。后来又进一步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抓了起来,严刑拷打,有的则加以杀害,使北山党的组织和群众,遭受很大的摧残与损失。好在当时项英、陈毅同志早已和我们一起转移了。

      在我们从北山转移回到油山的途中,要经过著名的大梅关。大梅关座落在赣粤两省的交界处,远看群峰耸立,绵延不绝,宛如天然的屏障。一条鹅卵石路迂回蜿蜒,直达关楼。路的两旁,青藤披蔓;油茶成林,古木参天。关口只露出一线蓝天。在关楼的南北两面,分嵌着“南越雄关”和“岭南第一关”几个大字。越过“南越雄关”往下一看,就是余汉谋粤军第一军军部所在地的大余县城。一条公路从大余县城伸出,弯弯曲曲地通向广东南雄。

      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离开北山后,日夜穿行在深山密林中。当我们接近南雄大余公路时,透过树丛,可以看到一辆辆满载军火和敌军的汽车往来奔驰,偶尔还可以看到一二辆小汽车一掠而过,里面坐的多半是粤军第一军的军官。

      我们避开公路上国民党的军车,趁一个月黑夜,悄悄地越过了公路线。在山里行军,也是避开大路,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我们的侦察员对这一带的地形比较熟悉,在山里随处都可以找到前进的路。行军大多是在黄昏后起步,因为天太亮时怕被敌人发现;天太黑时又什么都看不见,不便于行动。那种有一点淡淡的月光的夜晚,是最有利于行军的了。

      行军中常常遇见陡壁。我们有时就抓住岩缝里的粗藤往上攀,身子底下是千丈深谷,稍一失手,就会有粉身碎骨的危险。我们就手拉手,互相搀扶。也有的时候,藤子太高,我们就互相站在对方的肩膀上,去抓住藤子往上攀。

      遇到下雨的日子,山路更滑。当时我只有二十来岁,和一些年轻的战士一样,脚一打滑,马上就能抓住旁边的什么东西,把身子稳住。陈毅同志年龄比我们大得多,又拖着一条负伤的腿,常常摔跤,有时一滑便滑到山下去了,我们打趣地说他“坐飞机”。

      偷越大梅关后,我们在树林里休整了几天,才继续前进。从梅关下边前行五里,向右一拐,走进山坑,就到达仙人岭脚下了。

      当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上仙人岭时,朝北一望,大余城一带万家灯火,好似点缀夜空的繁星,闪闪发亮;朝南可以听见广东南雄方向的汪汪犬吠。仙人岭下面,树林茂密,而山顶上却只有荒草,无法隐蔽。为了避免暴露目标,我们在背风的石坳里休息。大家走得实在太累时,便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了下来,不久便呼呼入睡了,直到东方露白才醒过来。醒来后,陈毅同志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

      大家正在说笑时,突然发现一只斑烂的猛虎,就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山洞里。也许是当我们爬上山顶时,这只猛虎正在酣睡,当它醒来时,见我们人多势众,不敢侵犯我们。当我们拿起武器准备对付它时,它径自跑了。

      不久,从山下大梅关镇传来了敌人的军号声和操练的口令声。这时,如果我们继续前进,则有暴露目标的危险。于是,大家就在石坳里挨到太阳西沉,夜幕降临,才向目的地继续前进。

      陈毅同志曾写有一首《偷渡梅关》的诗,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敌垒穿空雁阵开,

      连天衰草月迟来。

      攀藤附葛君须记,

      万载梅关著劫灰。

      的确,月夜攀藤附葛过梅关的这段经历,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而特别使我们难忘的是,“北山事件”所留给我们的教训。

      “北山事件”的主要教训,是如何巩固内部,以防止叛变事件的发生。

      项英、陈毅同志主张对于那些危害革命的叛徒坚决实行镇压。但是,要巩固内部,主要地靠教育、说服,靠民主解决问题。陈毅同志不只一次同我们讲:“对于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听到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办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干革命。”按照项英、陈毅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对那种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总是劝他们留下来坚持斗争。如果他一定要走,就让他走,或帮助他走。发给路费,帮他换上老百姓的服装,找好路线,派交通员送他通过赤白交界区,使他能安全到家。有的出去后被反动派抓去了,还千方百计去营救他,做到仁至义尽。有一次,陈毅同志在会上对大家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陈毅同志这么公开一讲,战士中间立即有人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北山游击队的一位侦察班长叫刘燕青,听了陈毅同志的话坐不住了,站起来作了现身说法。原来,他表现还不错,无论侦察、作战,都很机智勇敢。但是,后来他经受不住困难的考验,动摇逃跑了。可是,过了几天,他又回到游击队来了。因为他毕竟是个被压迫、被剥削的贫雇农子弟,在党的多年教育下,阶级觉悟有所提高。当他一旦脱离了革命队伍,就象孩子离开母亲一样,感到空虚、害怕,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重新回到革命队伍里来。刘燕青同志讲了这个过程后,陈毅同志当即表示欢迎,同时对他的动摇逃跑,也作了深刻的批评。不少同志听了感动得热泪盈眶。原来思想动摇的,也说不走了。有的还是要走,但让他走后,也不会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了。

      巩固内部,还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传统,坚持官兵平等,实行经济民主。早在从中央革命根据地突围的时候,项英、陈毅同志带出了一大笔钱,都是些金子。到达油山后,这些金子一直由他们缠在腰里。冬天衣服厚还可以掩饰,到了夏天,腰里就凸出来了,有人就在背后对他们的腹部指指点点。这在当时内部不很巩固的情况下,颇有谋财害命的危险。对这个问题,项英、陈毅同志反复作过考虑。分开背吧,给品质不好的人等于发旅费;继续瞒下去吧,已经瞒不住了。怎么办?还是展开民主讨论吧。一天,他们把队伍集合起来,索性把情况同大家讲清楚,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干部、战士们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项英、陈毅同志建议分开背。大家一致主张: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项英、陈毅同志说:“我们背不了这许多。”最后决定分给几个人背,顺利地解决了问题。以后打土豪得来的钱,也由大家分开背。

      巩固内部,还要靠政治思想教育。项英、陈毅同志经常给大家作报告,分析形势,讲解政策,指明前途。陈毅同志在做报告时,总是把问题彻底地讲清楚,既讲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也讲目前的困难是很大的,现实是困难的。只有对当前困难有充分估计和思想准备的人,才能对革命前途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只有把真实的情况公开出来,把命运交给群众自己掌握,才能战胜许多看来似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有一次作报告时,他还特别强调说:“目前南方的游击战争,到了最艰难的时候,打死、饿死、病死,随时都有可能,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少数人动摇叛变并不奇怪。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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