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发展水利的壮举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发展水利的壮举

湖北与水有着不解之缘。长江自西向东，劈开莽莽巫山后，穿行于江汉平原，此长江最险峻的江段被称为“荆江”；汉江穿过秦岭与武当山之间的峡谷后，从西北向东南，闯进湖北腹地，流入长江。这两条大江给荆楚大地既带来了丰富的水资源，也带来了频繁、严重的洪涝灾害。千百年来，除水害，兴水利，成为湖北人民的世代梦想；治理长江，根除水患，成为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一大挑战。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密切关注和精心指导下，湖北省委、省政府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治理长江水患作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基本政策，提到重要议事日程，组织和领导人民奋战在水利建设的最前线，创造了60年安澜伏波的人间奇迹，锻造了伟大的抗洪精神；完成了根治长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高峡出平湖的世纪梦想；积累了科学治水的宝贵经验，探索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历史启示。从一定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社会进步与经济繁荣的历史，就是一部治理水害、开发水利的创业史。

一、创造60年安澜伏波的人间奇迹

原国家主席、建国后第一任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说:“防汛抗灾是湖北天大的事。”他反复强调:“防汛问题，对于湖北来说，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湖北的基本省策。”[1]

水利与水患的二重性在湖北表现得非常典型。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东、北、西三面环山，中南部是地势低洼的江汉平原。境内河流纵横，水系发达。长江自西向东横贯全省，省境长1061公里；汉江自西北向东南，蜿蜒省境878公里，除长江、汉江外，全省总长5公里以上的中小河流4000多条，其中100公里以上河流41条，总长度7197公里。湖北素称“千湖之省”，平原水网地区湖泊星罗棋布，全省现有湖泊320多个，水面数千平方公里。湖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丰沛，年均降雨量1166毫米，但因受季风气候影响，年内、年际和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年降雨多集中在5―8月，这四个月的降雨量一般占年降雨总量的50%-70%。特别是长江西连巴蜀，南纳洞庭，西北承接汉沔巨漫，有136万平方公里积水面积的客水流经湖北，年平均过境客水总量为6338亿立方米，相当于省内地表径流的6.7倍。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水文条件等因素，造成湖北的洪涝灾害历来十分频繁、严重。“万里长江，险在荆江”。长江湖北荆江段，由于江底泥沙不断淤积，河床抬高，致使江面超出两岸市镇、农田数米至10多米，形成了著名的“悬江”，完全依赖堤防挡水，民间自古有“人在水中走，船在街中行”的俗语。建国前，由于洪涝灾害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治理，给湖北人民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成为危害两岸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威胁全省经济建设发展，影响湖北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心腹之患。翻开湖北旧的地方志和历史文献，有关水旱灾害的记述，史不绝书。尽管历代统治者都把在湖北兴水利、除水患当作从政安民的首要大事，但因长期的封建统治，科学技术落后，治水一直停在筑堤排水，束水攻沙和塘堰灌溉的水平，水旱灾害发生的频率和损失程度越来越高。据文献记载，从秦至元代的1589年间，发生水灾140次，平均11.3年一次；明代276年间，水灾61次，平均4.5年一次；清代267年间，水灾115次，平均2.3年一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全省除拥有1万余公里的干支民堤外，无一处蓄水百万立方米的水库，无一处水力发电站，无一处电力排灌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就只有100多万口小塘小堰和沿江地区少数中小型涵闸。当时全省农田灌溉面积仅1000余万亩，连续抗旱能力多在20天左右，2695万亩水田、300万亩旱地，绝大部分为“望天收”。堤防的抗洪标准也只有几年一遇，稍遇大洪水就要遭受洪涝灾害。1931年长江大洪水，江汉平原一片汪洋，因洪水淹没耕地2023万亩，武汉三镇的汉口淹没近3个月，繁华的中山大道只能行船走舟；1935年汉江左岸钟祥狮子口决堤，汉江中下游受灾农田1230万亩，受灾人口695万人，淹死9.6万人；随后，全省大部分地区又遭受严重干旱。[2]“十年九淹，三年两旱”就是对当时抗灾能力的真实描述。

1949年夏，在人民解放军向江南胜利进军之际，凶猛的长江洪水便给刚刚执掌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挑战。这年7至8月，长江上游洪水下冲，长江沙市站最高水位达44.49米，为有水文记录以来的最高水位，汉口站最高洪水位达27.12米，为有水文记录以来80年中第四高水位，25米以上高水位持续了126天，为近30年来少有的现象。水灾遍及31县，受灾农田达654万亩，灾民达316万，占全省人口的1/7。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指挥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干群投入防汛抢险，迅速稳定了形势。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从稳定社会、恢复国民经济、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思考和布置水利建设，在水利建设的安排上坚持把防洪保安放在首位，重点搞好荆江大堤等国家确保堤段和其他险工险段的整治，同时抓住影响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主要问题，确定主攻方向。60年间，湖北防汛斗争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构建水利建设框架，抗击1954年特大洪水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湖北重要的抗洪地位引起中央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50年7月，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指出:“今后本省农业的基本问题是水利问题。我们不能靠天吃饭。水利问题不解决，而去谈机械化生产，谈集体农场，都是一些空谈，倒不如号召广大人民、水利专家、农村干部以及有经验的人，老老实实地与水旱作斗争，解决水利问题。”[3]他的这个思想很快成为全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共识，此后数十年，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全省干群抓住水利不放松，坚信只有开展大规模的以防汛和农田水利建设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才能掌握湖北农业乃至国民经济的主动权。

李先念提出了“挡、排、蓄”的建设方针。挡，就是筑堤防水；排，就是排除渍、涝；蓄，就是修塘筑堰。[4]这是湖北省建设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的雏形。1950年10月，湖北省召开建国后第一次水利会议，确定当前水利工作方针是以治河为重点，农田水利，以治标为主，积极进行治本的准备工作。根据这一指导思想，湖北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3年的时间，对荆江大堤进行以扩大堤身断面、改善堤质为主要内容的整固工作，使荆江大堤的破旧面貌得到初步改变。

1950年，中共中央在武汉成立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责成其有针对性的寻求解决长江上游洪水来量大与荆江河床泄量小的矛盾。1950年8月，通过周密的查勘与研究，长委提出《荆江分洪初步意见》，建议中央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治理长江水患的第一个重大措施。两个月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经研究，同意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3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做出《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4月5日，荆江分洪工程破土动工。毛泽东为工程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题词“要使两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两则题词不仅正确指导了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而且对新中国的水利建设以至整个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为保证工程的顺利完成，党中央、政务院和湖北省委、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一是成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李先念亲任工程委员会主任；二是组建一支战斗力强的建设队伍，包括10万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与20万民工，共30万人的建设大军；三是动员全国人民大力支援，中央从全国组织和筹集人、财、物力，以保证工程建设需要。经过仅仅75天的奋战，就完成主体工程，创造了我国也是世界工程史上的一个奇迹。到1953年4月25日，整个工程顺利建设完成。荆江分洪工程的建成，标志着治理湖北水患的初步策略与框架的基本形成，这就是:以荆江大堤为防洪的主要手段，水涨堤高，利用荆江大堤扩大宣泄能力，排泄洪水；以洞庭湖等主要湖泊为超量洪水的主要调蓄器，以缓解来水量与河床宣泄能力之间的矛盾；利用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洞庭湖调蓄仍不能解决防洪问题的最后一道屏障。

荆江分洪工程竣工第二年，长江就发生全流域特大洪水，其中湖北洪水总量达到12357.56亿立方米，相当于1931年和1949年大水的总和。1954年4至7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发生大、暴雨，8月长江、汉江上流又降大雨，洪峰接踵而至。8月18日，武汉关水位涨到29.73米，超过1931年历史最高水位1.45米，形成长江百年稀遇洪水。

面对严峻汛情，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做出关于全力进行防汛抗灾的紧急指示，明确提出防洪排涝抢险为压倒一切的紧急战斗任务。6月25日，武汉关水位涨至警戒水位后，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由张体学主持，召开防汛紧急会议，确定本年防汛方针是:全面防守，重点加强，确保在规定的保证水位以内不溃口，力争水涨堤高，战胜洪水。[5]会议认为，如果在长达2000余公里的江汉干堤上，不分主次地防守，势必分散力量，万一在主要堤段上溃口，可能造成无法弥补的巨大灾害，甚至河流改道，影响全国经济建设。会议本着小利服从大利，局部服从整体的原则，号召全体干部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确保堤段的安全；要求省直机关单位和武汉市周围各县大力支援武汉市的防汛工作，听候命令，随时准备参加防汛。会后，各级领导、各条战线，均迅速行动起来，统一认识，统一领导，统一行动，充实和加强了各级防汛指挥机构，实行分工分段，专人负责。领导干部亲临前线，坐阵指挥。要求各级干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如因防汛不力而造成灾害，不管任何干部，均依法处理，决不姑息。7月2日，省人民政府为进一步加强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领导，成立防汛救灾委员会，以张体学为主任委员，下设防汛和救灾两个办公室。同时充实了原设立的防汛指挥部，增加了领导成员。7月5日，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防汛抢险的紧急动员令》，湖北省军区发出《关于积极参加防汛抢险的紧急动员令》。7月6日，省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纪律规定》。在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一支130余万人的防汛大军，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内，日日夜夜与洪水搏斗。

为了确保重点堤段和确保武汉、黄石等工业基地的安全，在洪峰高潮时期，湖北省防汛指挥部采取了有计划地主动破堤分洪的非常措施，先后在长江的上百里洲、上车湾、朱家码头、潘家湾、梁子湖和汉江五支角、禹王宫等处，扒口分洪，有效地控制了洪水涨率，使重点堤段能集中力量，争取时间，进行加高加固。刚刚竣工的荆江分洪工程3次开闸分洪，降低沙市水位最大值0.96米，发挥了巨大的分洪效果和削峰作用。[6]

湖北的防汛抗洪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援，在中央的关怀与指挥下，大量的抗洪防汛物资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全省抗洪一线。经过全省军民百余日齐心协力的艰苦奋战，并运用已建水利工程设施抗御，终于战胜了此次特大洪水，保住了荆江大堤、汉江遥堤、武汉市堤、黄石大堤。这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湖北人民取得的第一次战胜百年一遇特大洪灾的巨大胜利，它用安澜伏波的事实告诉人们，共产党不仅在政治上清正廉洁，在军事上战无不胜、在经济上有办法，而且在抗洪上也值得信赖。为庆祝湖北和武汉人民战胜特大洪水，毛泽东亲自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以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2.由治标向治本转化，实施治理水患的综合举措

在1954年防洪斗争中，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首次利用荆江大堤等沿江主要堤坊、洞庭湖蓄洪区和荆江分洪工程，联合抗击了长江全流域洪水，显示了荆江治理的初步成果。这次抗洪也提醒人们，根治长江水患不能仅就治理荆江着眼，必须综合考虑远景与近景，干流与支流，上、中、下游，大、中、小坝，防洪、发电、灌溉与航运，水电与火电，发电与用电等诸种关系。适于此时，毛泽东提出了将荆江防洪应与整个长江流域治理相结合，修建三峡大坝、根治长江水患的战略构想，这标志着湖北防汛斗争由治标向治本转化。

按照这个思路，湖北省委、省政府在全力推动修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同时，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重点加强了对全省各类抗洪设施的整固与修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重点实行了加强长江、汉江支流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和改善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治理水患的工作。

――实施荆江大堤的加固工程。荆江大堤的整修加固，主要是加宽、加高，同时对堤身险情进行处理。1955―1968年为第一阶段，大堤断面设计标准是，堤顶高层按沙市1954年最高洪水位44.67米超高1米，面宽7.5米等标准进行，土方工程至1956年基本完成，1957至1968年的11年间，转向以整险加固为主，同时对没有达标的堤段继续加修。1969―1974年为第二阶段，大堤断面设计标准是:堤顶高层按控制沙市水位45米的相应水面线加超高1米，面宽8米。除按照这个要求的高度、宽度等标准，对堤身继续加高培厚外，并对堤脚渊塘进行填压以固堤基，故又称“三度一填”工程。1975―1983年为第三个阶段。此阶段除继续加固堤身外，重点是要解决堤基问题，对堤基不牢固的监利城南、龙二渊等10多处，进行了机械冲填，大大减少了堤基的隐患。

――实施荆江系统的裁弯工程和河势控制工程。荆江为长江中下游典型的蜿蜒河道，河道“九曲回肠”，泄洪十分不畅，河势极为不稳，对荆江大堤的威胁极大。按照“全面规划、综合利用、因势利导，重点整治”的原则，中共湖北省委、省政府对下荆江三个最曲折蜿蜒的部分中洲子、上车湾、沙滩子(后变为自然裁弯)，实行了裁弯，工程于1966年10月开工，至1972年汛期完成。通过这一系列的裁弯，荆江缩短河道约80公里，初步改善了不利的防汛河势。经演算，裁弯可使汛期沙市水位降低0.5米，从而大大减轻了洪水对荆江大堤的威胁。

――兴建洪湖分蓄洪工程。洪湖分蓄洪工程地跨洪湖、监利两县，总面积为2370平方公里，蓄洪水位32.5米，有效蓄洪能力为160亿立方米，成为继荆江分洪工程之后，又一削减洪峰、调蓄洪水的巨大分洪工程。它的兴建，进一步提高了全省长江防汛抗洪的能力，特别是可以较大地缓解武汉、黄石等重要城市的堤防压力。

――积极展开长江支流水利工程的建设。兴建支流水利工程是综合治理全省水患的重要措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湖北省委、省政府利用长江洪水相对平稳的机遇，集中人、财、物力，狠抓境内长江、汉江各支流的水电工程建设，先后在沮漳河、东荆河、举水、府环河、汉北河、倒水等中小河流兴建水利设施，掀起建设高潮。其中，清江隔河岩水利枢纽工程对治理长江水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工程完工后，又对其上游实施了滚动开发，先后建成高洲坝、水布垭水利枢纽工程；这些支流水利枢纽的建成，对于节制清江上游来水和调蓄长江洪峰具有直接作用。

――强化生态环境的治理。从某种意义上说，长江流域暴雨成灾，洪灾肆虐，是大自然对人类大肆砍伐植被、破坏生态环境、违反自然规律的惩罚。从惩罚中觉醒过来的人们，逐渐懂得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把生态环境建设列为治理水患的重要内容。湖北省委、省政府采取多种措施，首先实施了退耕还林、植树造林、保护好自然环境，禁止任何形式的乱砍滥伐森林的行为，对于乱砍滥伐的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其次是对遍布于江汉平原的众多湖泊进行了整治，坚决禁止围湖造田，实行退田还湖。这些举措较大的改善了全省的生态环境。[7]

以上这些具有综合特色的治水举措的逐步实施到位，提高了全省重要干堤防抗洪水的能力，缓解了长江河道的水势，扩大了蓄洪能力，改善了生态自然环境和控制了水土流失。此外，省委、省政府还带领广大干群战胜了全省1964、1969、1980、1981、1983年洪涝等灾害。

3.依法治水，抗击九八年特大历史洪水

改革开放新时期，是湖北水利部门变轨转型时期，也是对建国后丰富的防汛抗洪经验进行沉淀、梳理、提炼的时期，它给全省水利建设和防汛斗争带来深刻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精神，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国水利行业提出了“全面服务，转轨变型”的发展方向和“加强经营管理，讲求经济效益”的方针，即整个水利工作必须从以农业服务为主扩大为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发展服务，从不够重视投入产出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单一的生产管理型转到综合经营方面来，其核心内容是将过去治水主要由行政手段逐渐转变为依靠法制手段治理水患的思路上来。全省依法治水的历史进程，依其立法内容、重点和层次的演变，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78至1987年，主要是以地方性政策法规为主，以单项立法为主，以强化水利行政管理的内容为主，力图对防汛抗洪进行规范性约束。如《荆江大堤加固工程土方工程施工须知》、《关于坚决清除河道行洪障碍、处理违章建筑的通令》。第二个阶段为1988年以后，主要是实施中央立法为主，以综合性立法为主，以水法和抗洪法为主要内容。如，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其中，《防洪法》是统管防洪工作全局、调整全社会有关防洪关系的基本法律。湖北以此为核心，制定了比较完备的配套法律文件。上述法规建设，不仅构建了湖北水法的基本体系，而且规范了全省防汛抗洪的基本工作模式，对防汛抗洪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组织领导，防洪规划的编制，河道的治理与防护，防洪区和防洪工程设施的管理，防汛抗洪的工作要点进行了具体规定。[8]

依法治水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促进了全省防汛抗洪工作的系统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湖北省委、省政府以各种防汛抗洪的法律、法规为基础，结合多年来在防汛抗洪斗争中积累的宝贵实践经验，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并运用于防汛抗洪斗争实践的一系列基本规定和做法。这些规定和做法在防汛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汛前准备要抓好“八个到位”:一抓水患教育到位，落实防大汛的思想；二抓检查到位，落实险情整治；三抓清障到位，落实行洪断面；四抓预案到位，落实科学防洪；五抓资金到位，落实防汛经费；六抓物资到位，落实“三通”；七抓组织到位，落实防汛人员；八抓职责到位，落实领导责任。汛期防守要做到“五个加强”:一是加强防汛队伍的组织；二是加强防汛工作的组织领导，促进各方形成合力；三是加强防汛调度，充分发挥水利工程的抗灾作用；四是加强巡堤查险，及时整险，突击抢险；五是加强防汛纪律。这些基本做法是广大军民及科技工作者在与洪水搏斗中的切身体验及对流域内防汛客观规律的概括，是防汛抗洪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对于全面提升防汛抗洪的科学层次、领导者的指挥水平和水利工作者的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此年入春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包括湖北在内的长江流域气候反常，部分地区降水持续偏多，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其主要特点为:一是降水量大，为历史少见；二是“二度梅”雨期长达43天，其中发生13次大到暴雨；三是区域内7至8月份连降大到暴雨，川水、黔水、湘水、汉水、赣水、清江等猛涨，支流汇入长江，长江水位一再突破历史最高水位。长江沙市以下江段，除汉口、黄石仅次于1954年水位外，其他9站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

汛情就是命令。湖北全省上下迅速行动起来，组织起230多万抗洪大军，开赴抗洪抢险第一线，同时组织数百万人的后勤、运输大军，全力以赴地支持抗洪抢险斗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极为关注湖北的抗洪斗争，及时调动人民解放军、武警部队投入长江抗洪抢险的斗争。7月22日，武汉遭受特大暴雨袭击，长江第二次洪峰逼迫之际，江泽民总书记打电话询问、指导湖北的抗洪斗争，明确指出务必确保长江大堤安全、确保武汉等城市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到“三个确保”。8月13日至14日，长江第五次洪峰汹涌过境，江泽民亲临湖北指导抗洪，他深入到荆江大堤、洪湖江堤、武汉龙王庙、月亮湾等险段指挥抢险，慰问军民，发出决战决胜的总动员令。在刚入汛期和抗御长江第一次、第三次、第四次、第六次洪峰期间，温家宝副总理连续五次到湖北坐镇指挥，并在荆州主持召开国家防总特别会议，具体部署长江抗洪抢险。中央军委张万年、迟浩田、于永波等领导同志先后到湖北指挥部队抗洪。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的关心与坚强领导，极大地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抗洪斗志，成为了湖北最终夺取抗洪抢险斗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

按照中央部署，中共湖北省委多次根据洪汛变化的情况，因地制宜地调整抗洪战略。在洪峰叠加的7、8月份，省委、省政府毅然决定由全抗全保转移到弃守民垸，扒口行洪，严防死守，实现“三个确保”上来。8月20日，抗洪进入最紧要关头，省委、省政府在荆江召开了决战长江大洪水誓师大会，号召全省军民为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尊严而战，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战，严防死守，夺取长江防洪斗争的彻底胜利，为党旗增色，为军旗增辉，为民族增光。与此同时，省委、省政府决定，全省上下必须以防洪抗灾为中心，要人给人，要物给物，要钱给钱，给抗洪工作以巨大的支撑力量。

千军万马筑大堤

在紧张的抗洪斗争中，湖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武警总队20多名省军级领导驻点战斗在防洪第一线；省直有近百名厅局级领导干部、400多名处级干部坚持在前线参战。沿江各地按照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坚持以抗洪为中心，进一步强化领导，做到每个哨棚、每个险点都有至少2名国家干部，全省在第一线防洪的各级干部达13万多人，其中地市级324人，县级7000多人，日夜奋战在大堤上，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指挥系统。参加全省抗洪抢险的解放军部队、武警官兵达9.5万人，做到了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他们；哪里有他们，哪里就有安全，充分发挥了抗洪抢险突击队的中流砥柱作用，立下赫赫战功，涌现出一批“高建成”、“潘良勇”、“周菊英”式抗洪英模。

经过全省军民90多天的殊死搏斗，湖北主要江堤安然无恙，武汉等大中城市生产、生活秩序井然，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实现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三个确保”目标，取得抗御1998年特大历史洪灾的全面胜利，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9]

九八抗洪之后，全党更加提高了对水利建设的认识，加强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国务院总结抗洪斗争的经验，做出“封山育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湖”的决策。湖北省委、省政府结合本省实际，确定了“灾后重建大投入，治水思路大调整，建管机制大转变”的指导思想，着力实施了堤防工程建设、重点分蓄洪工程建设、水库工程建设、涵闸泵站工程建设、水毁工程修复和水土流失治理，在世纪之交掀起大规模的兴修水利、整治江湖的高潮，使湖北防汛能力有了新的提高。

二、实现“高峡出平湖”的世纪梦想

解决长江中下游特别是荆江河段的防洪问题，解除长江中下游两岸人民乃至国家、民族的心腹之患，必须采取综合性的措施，其中一项关键性治本工程便是在湖北三峡修建水利枢纽工程。

三峡工程地理位置优越，能控制荆江河段90%以上的洪水来量，控制武汉以上2/3的洪水来量，特别是能够有效地控制上游各支流水库以下至坝址约30万平方公里暴雨区所产生的洪水，能够将荆江河段的防洪标准由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配以分蓄洪工程，可以防止荆江河段发生毁灭性的灾难，从根本上减轻洪水对武汉等大中城市、铁路干线和长江中下游的威胁。同时万里长江还蕴藏着丰沛的水资源和巨大的水力资源，其中水资源占全国的1/3，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2.77亿千瓦，经济可开发量为2.28亿千瓦，约占全国的60%。

正是由于三峡工程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巨大的综合效益，历代仁人志士都把兴建三峡工程提到了突出的位置，视为治理国家、振兴中华的一项战略性选择。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中华民族苦苦追寻了整整一个世纪。

三峡建坝的思想最早是由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孙中山提出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孙中山便希望利用西方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他在《实业计划》之“改良现存水路及运河”一节中提出:“自宜昌而上，入峡行，约一百英里而达四川之低地，即地理学家所谓红盆地也。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但是，孙中山“建坝三峡、塘堰长江，利舟溯行，资其水力”的水利蓝图因当时中国处于持续战乱、国力极贫而不可能实现。

国民党统一全国政权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两度对三峡工程进行勘测、设计。1944年，美国水利专家萨凡奇受邀来到中国，与中国资源委员会合作，踏勘三峡，将研究成果写成《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计划》。他兴奋地说:“长江三峡的自然条件，在中国是唯一的，在全世界也不会有第二个。三峡计划是我一生中最得意的，如果上帝给我时间，让我看到三峡工程变为现实，那么我死后的灵魂会在三峡得到安息!”计划递交上去被搁置，1947年蒋介石政府以“剿共戡乱”为由，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准备工作。

筹建长江三峡工程的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从兴议、论证、设计、实验、决策到施工、监理，又用半个世纪的时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

1.酝酿和提出“高峡出平湖”的宏伟构想

1953年2月，毛泽东主席乘船从武汉东下南京，视察长江。在船上，他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对长江流域气象水文特点、洪水成灾原因、长江防洪的初步设想的汇报。林一山介绍长委计划在长江干流及主要支流上逐步兴修一系列梯级水库、拦蓄洪水，综合利用，从根本上解决落水威胁。毛泽东问:“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这个水库?”林一山回答:“不能。”毛泽东明确指出:“既然这些水库都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三峡水坝，那为什么不在这个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10]按照毛泽东的嘱托，长委全面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和三峡工程勘测、科研等项工作。与此同时，国家水利部邀请苏联专家与中方人员共同组成143人的查勘团，对长江上游地区干流及支流进行地质查勘。1956年夏，他在武汉畅游长江时发表《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写道:“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他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了三峡水利工程的雄姿和构想，加速了三峡工程的查勘与研究步伐。1958年3月25日，成都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这是在数十年决策过程中，中共中央关于三峡工程的第一份正式文件。中共中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把水患治理与长江流域规划结合起来，从根本上解决水患的威胁，确定“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此《意见》的正式出台，标志着三峡工程由酝酿进入规划阶段。

1958年8月31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长江三峡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三峡工程准备工作，成都会议决议执行情况等。此后，大规模的三峡工程科技攻关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牵头，成立了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全国先后有200多个单位，近万名科技人员参加三峡工程重大技术问题的全国性协作研究。1958、1959年，三峡科研领导小组连续在武汉召开了两次大型#from 本文来自九象www.jike120.com，全国最大的免费范文网 end#科研大会。1958年年底，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提出《三峡初步设计要点报告》。然而，正在此时，由于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国家经济遇到了困难，中央决定放缓三峡工程的建设进程。

2.修建三峡工程的实验坝――葛洲坝工程

对三峡工程魂牵梦绕的湖北人民没有放慢推进的步伐。1970年10月30日，武汉军区和湖北省革委会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提出将葛洲坝工程作为将来修建三峡工程的实战演习，以便积累经验，进行准备。[11]这个提议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在12月16日其主持召开的葛洲坝工程设计汇报会上指出，在目前情况下，“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上马，从国家急需用电，以及防洪、水运等方面考虑，兴建葛洲坝工程十分需要，可为建设三峡积累经验。中共中央对葛洲坝工程的指示指出:“修建葛洲坝水利枢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伟大领袖毛主席‘高峡出平湖’伟大理想的实战准备”。

1970年12月30日，葛洲坝工程在宜昌开工建设，标志着三峡工程的实战演习正式拉开序幕。在中央的关注和各路建设大军的积极参与下，刚开始工程进展较为迅速，但由于受当时的“文革”政治氛围的影响，葛洲坝工程采取“边施工、边勘探、边设计”的方针，未按正常建设程序施工，工程质量出现不少问题:枢纽布置方案迟迟不能确定，排沙闸、水轮机的布置没有明确的方案，围绕船闸布置航道通航问题存在严重意见分歧，等等。1972年11月8、9日，周恩来在研究葛洲坝工程的专门会议上，严厉批评了不尊重科学的蛮干态度和作法，强调葛洲坝是一个大工程，很复杂。要不断修改设计，不能出乱子。21日，周恩来决定主体工程暂停工，重新修改设计、改组工程领导，成立工程技术委员会。随后经过22个月的攻关和设计修改，报请国务院批准，1974年10月20日，葛洲坝工程主体工程正式复工建设。经过建设者的共同努力与奋斗，到1983年7月，葛洲坝工程二江电站7台发电机组全部并网发电，1988年底，大江电站14台机组全部投产发电，1号船闸和大江航道完成，至此总装机271.5万千瓦的葛洲坝工程全部建成。

葛洲坝工程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设计和施工人员将葛洲坝工程与三峡工程的关系作深入比较，将葛洲坝工程的建设与三峡工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多年来研究三峡工程所获得的大量科学成果如泥沙淤积、通航建筑物、大江截流、大型闸门及启闭机、高压输变电设备、机械化施工工艺等融进解决葛洲坝建设的技术中，为三峡工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3.民主决策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共中央从国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兴建一批骨干工程的角度着眼，再次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渝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抵汉后，又召集国务院其他领导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陈云、李先念、胡耀邦、万里等都赞同低坝方案。1984年2月，国务院财经领导小组在京召开会议，对国家计委报送的《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

在150米方案的设计与施工准备工作过程中，1985年11月，重庆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认为，150米方案大坝抬高水位有限，水库回水末端仅在忠县至长寿之间，长寿至重庆间的航道不能改善，万吨级船队不能直达重庆。重庆市希望将正常蓄水位提高至180米。与此同时，一些水利专家和政协委员也从关心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不同意见，并引起争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鉴于重庆市和社会各界人士对三峡工程的兴建还有不同意见，认为应当充分体现决策的民主和科学性，遂于1986年6月联合发出《关于长江三峡工程论证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1.由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对“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深入论证和修改，根据论证意见重编报告；2.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新编报告，再经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交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1989年3月，长江委根据各专题论证报告重新编制的三峡工程175米方案可行性报告经论证领导小组研究通过。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在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相关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1991年7月中旬，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将新编报告上报国务院批准，再转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1992年4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根据对议案审查和出席会议代表投票的结果，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要求国务院适时组织实施。[12]这标志着近40年的三峡工程规划论证工作结出丰硕成果，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

4.成功兴建世纪工程

在全国人民支持和四川、重庆省市政府的配合下，湖北人民以“千年大计，国运所系”的历史责任感，承担了三峡工程的主要建设任务和移民任务。湖北省委、省政府确立了全力支援服务三峡，抓住机遇发展湖北的总体思路，并精心组织实施。经过两年的前期准备，三峡工程于1994年12月开工兴建，1997年11月8日实现大江截流。工程采取“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办法进行，分三期施工。2003年5月29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批准国务院长江三峡二期工程验收组的验收意见，同意枢纽工程按期下闸蓄水，船闸进行试通航，首批机组发电。经过近17年的建设，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基本胜利建成，并开始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峡水库已试验性蓄水至172米，26台机组全面投产发电，截至2009年4月7日，三峡电站累计发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三峡工程凝聚着中国水利建设者和湖北人民的智慧，它的许多工程设计指标都突破了世界水利工程的纪录:

――三峡水库总库容393亿立方米，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水库调洪可消减洪峰流量达每秒2.7―3.3万立方米，能有效控制长江上游洪水，保护长江中下游荆江地区1500万人口、2300万亩土地，是世界上防洪效益最为显著的水利工程；

――三峡水电站总装机182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846.8亿千瓦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电站；

――三峡大坝坝轴线全长2309.47米，泄流坝段长483米，水电站机组70万千瓦×26台，双线5级船闸和升船机，无论单项、总体都是世界上建筑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主体建筑物土石方挖填量约1.34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量2794万立方米，钢筋制安46.30万吨，金结制安25.65万吨，是世界上工程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2000年混凝土浇筑量为548.17万立方米，月浇筑量最高达55万立方米，创造了混凝土浇筑的世界纪录，是世界上施工难度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截流流量9010立方米/秒，施工导流最大洪峰流量79000立方米/秒，是施工期流量最大的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泄洪闸最大泄洪能力10.25万立方米/秒，是世界上泄洪能力最大的泄洪闸；

――三峡工程的双线五级、总水头113米的船闸，是世界上级数最多、总水头最高的内河船闸；

――三峡工程升船机的有效尺寸为120×18×3.5米，最大升程113米，船箱带水重量达11800吨，过船吨位3000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难度最高的升船机；

――三峡工程水库动态移民最终可达113万，是世界上水库移民最多、工作也最为艰巨的移民建设工程。

从梦想到建成，包括荆楚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用了整整一个世纪去追寻、去论证、去建设，如今它以瑰丽的雄姿傲然屹立，成为中国共产党治理和开发长江的历史见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标志，成为造福今人、泽被子孙的伟大工程，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物资基础。

三峡水库

三、探索科学治水、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成就与历史经验

建国60年来，湖北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年复一年地治理水害，开发水利，全省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水利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全省水利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200多亿立方米，总投资近300亿元，形成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改变了湖北历史上“三年两旱、十年九淹”的落后面貌。

――江河防洪体系，以7000余公里长江、汉江干堤和重要支堤为屏障，配合三峡、荆江、洪湖和杜家台等分、蓄洪工程，加上丹江口水利枢纽及近6000座大中小水库群的拦洪削峰作用，组成了能够抗御较大洪水的防洪体系。目前，长江堤防可以防御10-20年一遇的洪水，运用分蓄洪工程可提高到防御20-50年一遇洪水，运用三峡工程，可防御百年一遇洪水；汉江堤防可防御5-8年一遇的洪水，配合丹江口水库合理高度及杜家台分洪区和汉江中下游民垸正确运用，可防御近百年一遇的洪水；其他中小河流依靠堤防配合民垸分洪可抗御建国以来当地最大洪水。江河防洪体系保护着全省42个县市，约3000多万亩耕地和2500多万人口以及武汉、黄石、荆州、襄樊等大中城市，京广、京九、襄渝等铁路干线和武钢、江汉油田等大型厂矿企业的安全。

――平原湖区排涝体系，沿江以2000多座自流排水涵闸，以及众多的固定电力排水站和固定机械排水站为骨干，与内湖、河网调蓄相结合，自排和提排相结合，形成了平原湖区排涝系统。自排和提排流量约6多万立方米每秒。全省耕地除涝面积由1949年的206亩增加到近2000万亩，占易涝面积2027万亩的90%以上，其中达10年一遇以上排涝标准的有600万多亩，5―10年一遇标准的有800多万亩。

――灌溉工程体系，以近300座大中型水库为骨干，100多万处塘堰和小水库为基础，配合沿江700多座引水闸和装机近90万千瓦的固定式电力提灌站，以及堰渠引水工程等，形成大中小型相结合，蓄引提相结合的灌溉工程体系。建成万亩以上灌区300多处，其中30万亩以上的大灌区达30多处。各项工程共可控制蓄、引、提水能力达570亿立方米；有效灌溉面积由1949年的800万亩增加到4000万亩以上，涵盖全省耕地面积的70%以上。[13]在遇到较大干旱的情况下，依靠现有水利设施，加上临时抗旱措施，可以基本保证农业丰收。

上述三大水利工程体系的有机结合，在全省范围内初步形成了能蓄能泄、灌有水源、排有出路的新水系。对保障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提高防御水旱灾害的能力，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安定，改善生态环境，都起到重大作用。在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中，湖北省的江河干堤长度、大型水库总数和大型排涝泵站装机容量均居第一位，国家用于水利的投资、水利建设的土石方和水利建设发挥的综合效益均居全国前列。

更加宝贵的是，在领导人民抗洪斗争和水利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和湖北地方党组织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治理方略，建设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抗洪救灾组织系统和运行机制，锻造出了以九八抗洪精神为载体的精神风貌，探索和积累了丰富的科学治水、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宝贵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湖北、乃至全国的水利事业发展，进行经济建设，加强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兴国安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出发，始终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始终加强对水利事业的领导，常抓不懈，这是水利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清楚荆江在整个长江防洪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十分重视湖北的水利事业建设。荆楚人民习惯用“荆江连着中南海”来形容这种关注和支持。

毛泽东曾经告诫党内同志:“你们可以轻视任何人，轻视任何东西，但是，你们不能瞧不起黄河，瞧不起长江。”他建国后视察湖北40余次，湖北的水利建设和长江治理是他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问题。曾经担任过荆州地委书记的陈明回忆到，毛泽东与他的多次谈话，“既指出了水资源的重要性，又讲到了治水对于人民生活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使我们深刻认识到水利与水害的辩证关系，从而认识它，驾驭它，让它为人民造福”。[14]周恩来视察湖北时，对陪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长江流域治理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说:“我站在荆江大堤上，感到如履薄冰。三峡大坝未修之前，必须重视加高培厚堤防和分洪工程等治标工作，以后，三峡大坝修起了，也要注意修堤防汛”。1958年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将筹划三峡工程、治理长江水患的领导职责交付给周恩来，嘱咐他一年过问四次。[15]周恩来后来深有感慨地说:“20年来我关心两件事，一个上天，一个水利。这都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邓小平力主修建三峡工程。1980年他在视察湖北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洪水淹到哪里，那个地方就要倒霉，人民要遭殃，必须采取有效措施解除这种威胁!”[16]。继邓小平之后，党的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同样高度重视湖北水利建设。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第一次外出视察就到了荆江；1998年湖北抗洪斗争最紧要的关头，他亲临武汉和荆江抗洪第一线指挥防汛斗争。胡锦涛十分重视湖北的防汛抗洪斗争，特别是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多次做出重要指示，要求严把工程质量关，按期有序科学施工，建设好这个举世瞩目的水利工程。此外，吴邦国、朱?F基、温家宝等众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湖北指导过水利工作。

历届湖北省委、省政府也始终把水利事业和防汛抗洪作为湖北的基本省策，一以贯之地开展大规模的建设工作。湖北地处南北过渡地带，怕涝又易旱，“水袋子”、“旱包子”的问题都很突出，特别是防洪保安全是全省天大的事情。湖北省委、省政府历届领导同志极为重视水利建设。李先念早在1952年就亲自担任麻城大坳水库工程的名誉指挥长，组织兴建了湖北第一座中型水库；王任重亲自指挥了武汉军民战胜1954年的特大洪涝灾害，并时刻关心着三峡工程；张体学不仅在丹江口水库的建设上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而且是全省水利建设卓越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许多关键性工程都凝聚着他的心血。政府每年都要召开防汛会议和制定防汛抗洪方面的文件，要求全省牢固树立防大汛、抗大洪、排大涝的思想，树立关心民生、常备不懈的防汛意识。在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带动下，各地市县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实践中成为了水利建设和防汛救灾的“行家里手”。“善治鄂者先治水”，这是建国60年来湖北水利发展史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和重要的成功经验。

2.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思路，筹谋和构架治理大江大河的方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使之完善，是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理论基础和重要致因。

为有效治理长江水患，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中华民族三千多年治水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与筹谋科学的治水方略。建国伊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把水利建设放在了突出位置，要求“用大力来治水”，在解放战争硝烟还未散尽时就成立了长江流域治理规划委员会，在三年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之机，就抽调大量的人、财、物力，修建规模巨大的荆江分洪工程。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基本沿用着历史上治理与抗击长江水患的传统方略，即以荆江大堤为防洪的主要手段，水涨堤高，利用荆江大堤来束缚洪水，使之安全下泄；以洞庭湖等主要湖泊为超量洪水的主要调蓄器，以缓解来水量与河床宣泄能力之间的矛盾；利用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洞庭湖调蓄仍不能解决防洪问题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个治水方略的基本特点，是让洪水安全下泄，虽然为治标之策，却在1954年的防汛抗洪斗争中取得巨大胜利。其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又开始酝酿将治理长江水患与整个长江流域规划结合起来，探索与筹谋根除水患的治本之策，并由此开始构思兴建三峡工程的宏伟蓝图。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前治水方略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一个新的治水思路，即继续利用江堤束水泄洪的同时，利用水库(将要兴建的三峡水库)对洪水进行调蓄，把“泄”与“蓄”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准确把握了长江洪水的规律，准确地把握了堤防束水与水库蓄水防洪的相互关系，从而为治理长江水患指明了方向，使党中央的治水方略更为完善、科学。[17]为此，将沉寂多年的修建长江三峡工程计划重新提上历史日程。此后，党中央一方面大力加快推进和实施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和建设实施；另一方面对长江流域实施综合治理，特别把治理、改善和保持自然生态环境作为重点，实行封山造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和防止水土流失等多项新举措，这种兼具“泄”、“蓄”、“治”内容的新治水方略，强调水利建设必须尊重和服从自然规律和经济建设规律，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同善待自然结合起来，树立了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使党的治水方略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完善。

党中央构建和不断完善治理长江洪水方略发展、演变的过程本身，充分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不断进步与提高的历史过程；这些方略在实践过程中所发挥的战略指导作用，同时也成为湖北水利建设事业和防汛抗洪斗争，不断高歌猛进地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理论基础和重要致因。

3.持之以恒地狠抓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运用科学技术实行科学治水，这是水利事业蓬勃发展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荆楚不怕刀兵动，就怕南柯一梦中”。湖北“处国之腹心，当四战之地”，但是水灾给人民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战乱。针对湖北自古就水旱灾情严重，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情况，建国后湖北省委、省政府始终把狠抓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带领全省人民60年如一日，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不懈地进行水利建设。建国初到50年代中期，湖北主要是大力进行江汉平原的防洪建设，整修、加固堤防，修建分洪、蓄洪区，同时开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进行灌溉、除涝、发电等重点工程建设试点；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以比较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山区、丘陵水库建设，发展水利、水电事业；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重点进行平原湖区的电力排灌建设，大规模开展土地平整，完善配套排灌体系，大搞农业商品基地建设和农业综合开发，为全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稳定高产，打下良好基础；改革开放新时期，进一步加强了重点工程建设和与其相配套的工程建设，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水利综合效能体系。

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方面，湖北人民更是集中全省人、财、物力，常抓不懈。从1952年修建第一个较大型麻城大坳水库开始，包括其后的荆江分洪工程、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洪湖分洪工程、葛洲坝工程、隔河岩工程、高洲坝工程、水布垭工程等水利工程，直到世界特大工程――三峡工程，60年来从未间断过。建国以来，全省水利基本建设累计完成土石方近300亿立方米，如果堆成5米宽5米高的长堤，可以绕地球20多圈。

湖北水利建设始终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原则，充分发挥与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因地制宜的利用科学技术，实行科学治水和进行水利事业建设。在防汛斗争中，充分发挥气象、水文等科技人员的作用，加强对水情、雨情的科学预报。如1954年抗洪斗争，广大水情预报员日以继夜地收集雨情、水情和气象信息，随时进行分析，及时做出准确的水情预报，为三次运用荆江分洪工程等提供了决策的科学依据。1998年的防汛斗争，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不负厚望，面对复杂、恶劣的组合式洪水，沉着应对，昼夜跟踪雨情水情，逐时滚动预测预报，接收和处理水情雨情信息24万件，抢前一至四天发布洪水预报，准确率在96%以上。

在水利工程建设过程中，工程技术人员最大限度的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攻克一道又一道技术难关。如在三峡工程建设当中，技术人员克难奋进，一是攻克了直立高边坡开挖、边坡稳定的技术难题，成功解决了高边坡开挖、锚固支护及其衬砌墙的混凝土浇筑的问题，其技术难度在世界水利工程建设史上未曾有过；二是攻克了大坝高强度混凝土浇筑的技术难题，在实践中创造出了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混凝土制冷技术、塔带机连续浇筑工程，取得了高强度混凝土浇筑技术的重大突破，从而保证了大坝混凝土的浇筑质量。此外，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农田水利专家也在排涝抗旱，治理“水袋子”、“旱包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省广大农田的旱涝保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江汉平原四湖(长湖、三湖、洪湖、白鹭湖)地区，由于江湖连通、水系紊乱，洪涝灾害频繁，后在科技人员合理规则和设计下，按照综合治理和运用的原则，整治后解除了数百万农田的洪涝灾害。所以，坚持实行科学治水和开展水利建设，兴利除害，是湖北水利事业获得巨大发展的技术保障。

4.发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这是抗洪救灾和水利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建国以来，湖北水利事业的发展历史充分证明，广大人民群众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无论是兴修水利基础设施，还是抗击1954、1998等年份的特大洪水，包括建设三峡工程等，参与人数最多的是广大人民群众。1952年参与荆江分洪工程的有20万人投身其中；1954年防汛抗洪斗争，更有百万之众战斗在抗洪第一线；1998年迎击特大洪水，200万人民群众奋战在江堤河坝。在历次防汛抗洪斗争中，在受到洪水威胁和袭击时，人民群众不仅是参战的主力军，而且在惊涛骇浪面前没有惊惶失措，在失去家园和亲人的时刻没有悲观消沉，他们忍着悲痛更加斗志昂扬地迎战洪水，表现出很高的思想觉悟和高尚的情操。湖北历次的防汛抗洪斗争，还牵动了全国人民和海外同胞，他们发扬中华民族团结友爱、互助互济的优良传统，无私地从物质上、精神上大力支援湖北的抗洪斗争，在中华大地上上演了一幕全民族同心同德、团结战斗的历史活剧，展现出全民族万众一心战胜洪涝灾害的壮丽画卷。

湖北的抗洪历史表明，人民军队不仅是保卫祖国安全的钢铁长城，而且也是抗御洪水的钢铁长城，在历次重大的抗洪抢险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次抗洪斗争中，人民解放军就奔赴防汛第一线，与广大干群携手战胜了洪魔的肆虐；1954年的抗洪斗争，武汉江堤发生险情，千钧一发之际，参加防汛的解放军指战员，奋不顾身地跳入洪水中，手拉着手，臂挽着臂，组成人墙，用血肉身体堵住了缺口；1998年抗洪期间，仅荆江地区483公里的大堤上，就云集了包括广州、南京、济南三大军区和武警部队在内的8万多名解放军官兵，是继1949年百万雄师渡长江以来的近半个世纪内，在长江中游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重大行动。他们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在死守堤防、突击抢险、转移群众、抢运物资等方面，充分发挥了突击队的作用；他们总是奋不顾身、舍生忘死地战斗在最危险的地方，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

党员干部在防汛抗洪斗争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湖北防汛抗洪斗争的主心骨，哪里有汛情，哪里就会出现党员干部。在1954、1998年等抗洪斗争中，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亲自挂帅，坐镇指挥。其他领导也分工协作，分赴各防汛抗洪岗位，加强领导。在1998年抗洪斗争中，仅荆州就抽调25名市级、283名县级等1.7万名党员干部战斗在荆江大堤上。广大基层党组织也充分发挥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干部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们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甚至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在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历次抗洪抢险斗争中，基本上做到了一个支部一段堤，一个党员一面旗。广大党员干部在抗洪斗争实践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无愧于共产党和人民公仆的光荣称号。

大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小至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从五四抗洪到九八抗洪，从荆江地区到全长江流域，抗洪军民逐步形成和展现了一种十分崇高的精神，这就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伟大抗洪精神。这种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大发挥，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大发扬，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新发展。伟大的抗洪精神是湖北抗洪干群和水利建设者精神面貌的最好写照。

60年风雨如磐，60年安稳如山；

60年艰苦奋斗，60年成就斐然。

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连续战胜五四、九八年等特大自然灾害，逐步完善了防洪、排涝、灌溉三大工程体系，修建了丹江口、葛洲坝、水布垭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荆楚大地岁岁伏波、年年安澜、百业兴盛、人民幸福，取得湖北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辉煌成就。湖北的水利建设为全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生存发展条件和安全保障，它还将为促进湖北中部崛起和推进小康社会建设做出新的历史贡献。

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供稿周勋执笔

[1]李先念:《关于湖北水利工作问题》，1950年10月。

[2]湖北省水利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3]李先念:《关于湖北水利工作问题》，1950年10月。

[4]李先念:《关于湖北水利工作问题》，1950年10月。

[5]张体学:《关于防汛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4年8月。

[6]张体学:《关于防汛与生产救灾工作的报告》，1954年8月。

[7]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8]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9]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湖北省抗洪抢险工作总结》，1998年10月。

[10]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11]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1970年10月30日。

[12]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中国共产党与长江三峡工程》第25页。

[13]湖北省水利厅、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湖北的水利工程建设》，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4]中共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员会:《毛泽东在湖北》中陈明所作:《难忘的航程》，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15]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6]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17]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荆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与荆江防汛抗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