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燃放烟花爆竹的旧民俗

作者:王晓华

从大年三十晚上七点左右开始，住所周围就响起了密集的鞭炮爆炸声。有的如巨雷，似炸弹，令人惊恐。本想下楼走走的我放弃了，关紧门窗，但仍然无法享受片刻的安宁。在我所住的市中心，燃放烟花爆竹本来是违法之举，可是没有谁把这法当回事。不仅玩性正酣的市民忽略它，就连政府部门也懒得接相关的投诉电话。每到春节走过爆炸声连绵不绝的市区，我都像穿越战场般小心。

也许有人会觉得笔者活得过于谨慎，但诸多事实证明我的谨慎并不多余。近年来，鞭炮爆炸事故所造成的损失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去年春节，广东某地居民燃放鞭炮时就发生剧烈的爆炸事件，致使13人死亡和60多人受伤。从2010年2月13号到19号，中国在短短的七天时间里共出现1626起燃放烟花爆竹引起的事故，受伤的人数达到1808人。看了此类报道之后，我更加坚信自己立场的正确中国人应该告别在公共场所禁放烟花爆竹的习俗，以更富建设性的方式抒发节日的激情。

过节放烟花爆竹，是古时流传下来的民俗。据说，先祖最初燃放爆竹，是为了吓走一种叫做年的害人怪兽。后来，这个习俗演变为驱魔辟邪的传统仪式。由此传说可以看出，古人燃放烟花爆竹的根本原因是觉得自己弱小，要以爆竹的声响和光亮为自己壮威。现在，随着高科技时代的到来，人已经升格为地球上的超级霸主，原来似乎无比强大的自然界已经孱弱到需要保护的地步，年之类的怪兽则消失得无影无踪。显然，放鞭炮的传统理由已经不复存在。相反，随着制作技术的提高，当下的烟花爆竹越来越接近于军火，时常成为夺人性命的危险品。人口密度的增加，生存空间的逼仄，更是强化了燃放鞭炮所带来的伤害。从某种意义上说，如今的鞭炮驱赶的不是年，而是人自身。

吊诡的是，恰在放鞭炮的理由已经非常牵强的情况下，国人却越来越热衷于在过年时制造可怕的声响﹑光亮﹑烟雾、碎片。造成这种现象的表层原因是盲从和攀比心理：别人放，为什么我不能放？人家门前电闪雷鸣，我不搞出点声响和光亮岂不显得冷清？你放那么多烟花爆竹，咱家自然也不差钱！在这种盲从和攀比心理支配下，许多人加入到储存﹑展示﹑炫耀烟花爆竹的大竞赛中，购买和燃放鞭炮已经异化为打压同类、炫耀武力、斗富的仪式。在某些地方，过年放威力小的鞭炮早就显得落伍，有钱人和商家常常一次购买几万乃至几十万的鞭炮。于是，便有了《中国青年报》所报道的恐怖景观：

2月13日，正月初七，上班第一天，辽宁大连市区的繁华街道，鞭炮响起，礼花齐鸣，商家相互攀比燃放鞭炮，以图吉利，造成空气污染严重，行人难走路，车辆更难行。有的商家担心废弃纸屑起火，使用了灭火器。（《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14日。）

有人因攀比放鞭炮的气派程度而伤人害己，燃放鞭炮也时常蜕变为恐怖主义行为。它所造成的不是喜庆的氛围，而是严重的公共危害。部分人可能因此享受了某种年味，但更多的人却被迫忍受污染、遭遇危险、受到伤害。这种弥漫着火药气息的年味，不要也罢！

事实上，盲从和攀比只是国人燃放烟花爆竹的表层原因。其深层原因是国人公共生活和公共意识的匮乏：其一，国人普遍缺乏没有参与公共生活（尤其是能决定其命运的公共活动）的机缘，难以给节日的激情找到好的出路，时常会体验到一种无力感，因而需要以声响、光亮、火花为自己壮威；其二，由于参与公共活动的机会太少，许多国人还未形成公共空间概念，时常把公关场所当作自家的后花园，习惯于豪无约束地在公共空间活动，毫不顾忌他人感受地燃放烟花爆竹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三，内心的虚弱使国人特别害怕被同类轻视，喜欢在日常生活中相互攀比，企图以外在的力量压制对方。由此可见，国人喜欢燃放鞭炮说明了他们灵魂上的不成熟，说明我们还缺乏以参与公共生活来释放能量的习惯，说明我们还缺乏人人平等的观念。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未成年状态。现在，应该驱除的妖怪不是所谓的年，而是放鞭炮者内心深处的魔鬼。

围绕着是否应该禁放烟花爆竹，人们曾经展开过并且激烈的争论。支持者说，燃放鞭炮是我们的民俗，不放鞭炮就没有年味，便享受不到过节的乐趣。这个理由显然失之牵强：没有一成不变的民俗，也无所谓固定的年味既然燃放烟花爆竹的客观因素早已不复存在，既然围绕鞭炮所进行的攀比造成了频繁的公共灾难，相应的风俗无疑不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在无年可驱时，我们完全可以在不燃放烟花爆竹的情况下过年，用更富建设性的方式创造新的年味。